落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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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对（45）~（61）即“塞上烽品约”册重加编次，分为品、约二部分。前十二条为“品”，即（45）~（56），都是燔举烽火的具体规定，包括敌情的各种地点、时间、人数、形式，和相应的不同烽号、数量、组合共三十余种（详见后文附表）。后四条，是不便设置品级的一般性规定，或属特殊情况，适用于各塞，是为“约”。据此，还可以识别：（63）、（66）、（67）、（69）、（70）、（71）、（73）、（74）为品，（62）、（64）、（65）、（68）为约。但（72）、（75）较为特殊。（72）与（58）的情况相同，前者定有品级，后者却为约，（75）同之，因知品、约之间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品约中，可有不同的安排。

品约的名称，表明了本类文书的律令性质。它是高级指挥机关，按敌情与防务要求，参照有关的烽号条例规定，制定的关于举烽报警的统一信号条例。称之为“联防公约”似不妥[笔者过去曾主此说。实际上，边塞候望系统的塞、部、燧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示警、传递情报。逢敌入侵时，仅各自坚守岗位，不存在“联防”，更无互相驰援的问题。今正于此。]。它只规定出现某种敌情时，应怎样报警传信，而不像第二类文书专记录做了什么。因此，烽品中不涉及具体燧别、人事和付受关系，其时间则大分为昼夜两类，地点均指某个区域，或以某地为准的方位。

这里还要附带谈点我们对（45）至（61）册的认识。此册为迄今所见同类文书中唯一完整的标准文本，对研究汉代烽火，整理居延烽火文书，是一份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献。关于它的内容，不少同志已着重就烽号类别及条文做了论述、考释[见薛英群：《新获居延简所见窦融》（甘肃《社会科学》1979年1期）；同前《居延塞上烽火品约册》（《考古》1979年4期）；徐苹芳：《居延、敦煌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考古》1979年5期）；傅振伦：《东汉建武塞上烽火品约考释》（《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等。]，但把它作为有代表性的完整的一项制度，尤其从法令的角度，探讨其中带有原则性的规律和特点，似乎还嫌不够。就拿烽号类别来说，品约既然规定了：烽、表、烟、火、积薪五类，那么实际情况也就只能如此，而不可能多于或者少于这个数目，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从品约具有“法”的意义上说的。基于同样的原因，对烽号、组合及赋予的信息含义加以规范，例如：烽号有主次之别与职能上的分工，烽号组合的不重复性，塞防各部位各设立烽火标志，举升烽火的次序，烽号昼、夜的转换等，在这部文书中均有充分的反映，揭示出汉代烽火技艺的许多前所不知的奥秘。此外，制定品约还必须考虑敌人侵扰的方式、特点，边塞对敌作战的方针，以及己方的军事势力、地理位置等因素，这些在册中也遗留下明显的痕迹。譬如各个塞燧地点在册中的出现及不同的对待，实际上就是它们在军事防务上的不同地位。再如册文第三条即（47）首次提供甲渠塞在伊肯河东岸还有另一道塞防，就是过去五十年来一直弄不清的一个谜。这些，对于恢复居延边塞的组织系统与军事布局，指导考古调查、发掘，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关于此册的种种价值，本文限于篇幅，只考述了其中的有关部分，详后文。其他方面的问题，亦容另文讨论。

汉代边塞基本的战斗集团是都尉，可制定烽火品约的最低级别也应属都尉。（45）之册即居延都尉烽品，适用于其下属的殄北、甲渠、三十井三塞和居延地区的民政、农官系统，而它们无权制定。边郡都尉数目不等，郡太守必然有高一级的烽品加以统调，而全国亦当有统一的条例、规定。各区域之内的烽品，因时代、地域的不同，可能有一定的差异。但各烽品之间必须基本划一，具备“共同语言”。否则，烽火就不可能迅速无误地传远，并互相交流信息。

烽品是烽燧系统必备的机密文件。或许因为保密，严格控制了发放数量和范围，故出土数量极少。掌握烽品条文可能主要是官吏的事，一般燧卒则靠官吏教习，或背诵记忆。燧卒们大都文化程度低，诵记“约”文尚可，熟记“品”的条文就比较困难。居延简屡见戍卒“不知烽火品”（46·9）、“品不知半”（EPT52·238）的内容，但多属案考吏绩的簿册，未见因此而惩罚戍卒的。相反，官吏如果无知和违章，则处罚极严。例（44）候长某燔举烽火“不如品约”，被遣送县狱；又新简“万岁候长居延沙清里上造郭期，不知椟（读）烽火品，弩不檠用……斥免，如爰书”（EPT59·163），被罢官。按唐代烽火制度，《武经总要》引兵部《烽式》曰：“凡烽号隐密不令人解者，惟烽帅、副自执，烽字亦不得知委”。此制可能因袭前代。（45）之册出土于破城子的十六号房屋，是甲渠侯的住所。又前引（3）、（4）、（20）、（21）、（38）、（44）等，烽火的候望、燔举由候长、燧长、助吏等亲自参加。可见这些烽品文书大多是官吏们使用的。

汉代烽燧制度，原必有一套详尽的律令章程，可惜已**然无存。今日所能见到的，仅只《晋书·刑法志》引《魏律序略》：“兴律：烽燧及科令”的一个条目而已。烽火品约，只是当时众多制度中的一种。其他制度，可望今后定能陆续发现。下例之简，或为烽燧与烽火设施的建筑规程：

（75）堠上烟窦，突出埤堄二尺，腰中央三尺，□明上积三尺，□除八寸，规矩进一（EPS4T2·45）

这是关于修建升举烟号的装置即烟筒的程式规定，应当属于本类文书。

至于烽号、烽具的形制特征，升举方法，各燧、各塞间的应和付受，传递运行的方向、次第、速度，以及超越防区传向它部等，均应有章可循，或者以吏为师，转相习授，故烽品中不作规定。

以上，我们依事类和文书性质，试把居延简关于烽火的文书分成四个类别，再据书名、书式、文牍程式，拟定：督烽（诏书、檄文）、报烽书、烽火出入时、出入界课、烽火举书、劾状、推辟书、烽火品约、烽火设施程式等几种文书，并概括著书的形成、特征、作用和对研究工作的意义。这四个类别，大致上是烽火一事下述的几个重要环节，即订立规章制度，领导与组织，具体的执行，采用司法行政手段奖惩功过等几个方面的原始文档，因而反映出塞上烽火的基本面貌。这样归纳、综合，也适用于其他问题和文书的整理研究。当然，实际情况或不尽如此，其中难免疏误、遗漏，有些问题还有待探索。但经过梳理、类析，便于总览全过程，窥视烽火诸事、诸书间的因果关系，发现问题，促使研究工作深入一步。

一、烽火信号概说

汉代烽火的信号标志，据新旧居延汉简所载，大分之应有：烽、表、烟、苣火、积薪五类；细分之，每类又包括若干不同品种。

此五类烽号，烽是草编或木框架上蒙覆布帛的笼形物；表是布帛旗帜；烟是烟灶高囱所升烟柱。以上三种主昼。苣火，乃举燃苇束火把，主夜。积薪为巨大草垛，昼燃视其浓烟，夜则熊熊大火，日夜兼用。故各具特点，绝不混淆。即是同类的各品种，也因种种差异而易于识别。

关于汉代烽号，自汉末至今，一直存在争议，分歧主要在：（一）烽号究竟有多少种？（二）烽是否为燃火之号，烽、表区别究竟何在？

《汉书·司马相如传》：“闻烽举、燧燔”，注引孟康曰：“烽如覆米薁，县著契皋头，有寇则举之。燧，积薪，有寇则燔燃之”；《史记》同传集解引《汉书音义》全同此，均以烽象倒悬的淘米竹筐，见敌即举。另一说法，见《汉书·贾谊传》“斥候望烽、燧不得卧”，注引文颖曰：“边方备胡寇，作高土橹，橹上作桔槔，桔槔头〔悬〕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则燃之以望其烟曰燧”；注又引张晏曰：“昼举烽，夜燔燧”；师古注曰：“张说误也。昼则燔燧，夜则举烽”。除张晏以外，皆以烽燃火而燧为烟。此外，张揖、司马贞主张晏之说，李贤则全同颜师古[《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司马贞曰：“烽，见敌则举；燧，有难则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同《汉书·贾谊传》师古注引文颖说。]。而《史记·周本纪》“为烽、燧、大鼓”，张守节集解曰：“昼日燃烽以望火烟，夜举燧以望火光。……燧，苣火也”，其说折衷，与以上二家略不同。

近代学者，如王国维在研究流沙坠简时，最先发现史籍、汉简之烽皆言“举”而不言“燔”，又《说文》：“烽，隧侯表也，边有警则举火”，因而以为烽有燃与不燃的两种，夜燃而举之为烽，昼不燃而举之为表，说烽、表是同一种信号[王国维：《流沙坠简》烽燧类考证。]。后来，劳干据居延简力辟以烽为夜火的说法，认为烽是白日不燃之号。但又认为烽就是表，故烽号实有表、烟、苣火、积薪四种[劳干：《居延汉简研究》（石印本），释文一，八页；考证二，二七页。]。陈梦家则认为在白昼不燃的烽、表以外，另有燃烟的烽，如再加烟、苣火、积薪，实有六种[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汉代烽燧制度》一七四页。]。

新简“品约”册等的发现，引起对烽号的再研究。据此册，烽、表纯属不同的两种信号，皆白日升举，此以得到公认。但烽号种类及烽的性质，依然众说不一。例如傅振伦以为烽是不燃之号，薛英群认为烽是举笼燃薪以望其烟，二家对烟均持保留态度，说烽号只有烽、表、苣火、积薪四种[参见薛英群：《新获居延简所见窦融》（甘肃《社会科学》1979年1期）；傅振伦：《东汉建武塞上烽火品约考释》（《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徐苹芳认为在“品约”册的五种以外，还有一种鼓号[徐苹芳：《居延、敦煌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考古》1979年5期）。]。

我国烽火制度，有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烽号、烽与烽字的概念，亦随之几经演变而古今殊异。先秦时期烽号，《史记·周本纪》言西周时只少有烽、燧两种，但详情不明。又有鼓，是否作传递信息亦不得而知。至战国末，《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所载烽号，名称很不统一，约有烽、表、火蓝、帜、鼓等[除此以外，另有垂、麾、垂表等。由《墨子》杂守、号令二篇所载烽品比较，垂与烽或为一种信号。麾，乃作战时指挥官的信节。]。其中前三种真正用于传递信息，后三种，如蓝可能是一种“烟”[参见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汉代烽燧制度》一七三页。]，帜是长旗，在特殊情况下配合烽、火二号，一般用作城防号令。汉代烽号，烽、表二种乃继承先秦之烽、表，其他略有改进。如汉烟用灶、囱升放，代替先秦用蓝升烟；苣火、积薪于先秦皆城防旗帜，汉时改为烽号，其举火方法与先秦举蓝近似。唯鼓、帜二种专用于其他方面，不是烽号，详见下节。要之，先秦至汉时之烽，皆白昼升举，并与火无关。大约自汉中期以后，北方匈奴胡族的患祸基本解除，边塞屯戍与烽火警戒之事日渐衰驰，烽号制度由繁趋简。唐杜佑《通典》所引《守拒法》记古制城防烽号有表、火两种，记烽堠烽号有烟、火、柴笼（积薪），唯独无烽。此制为唐兵部《烽式》所不载，颇似汉制，疑是唐以前魏晋时期制度。《隋书·长孙晟传》曰：“城上燃烽”，“贼少举二烽”等，其烽可燃，实指烟、火。《资治通鉴考异》武德四年引太宗实录，其烟又可称为表。而《武经总要》引唐兵部官制《烽式》规定，全部烽号仅烟、火两种，皆用苣把于昼、夜分别施放，烽、表、积薪等号消失不见。由此可见，古烽号与烽、表之制，于汉末、魏晋时期已经发生演变，到隋唐时废止，烽、表虽名存而实亡，形制失传，鲜为人知。汉书诸家注释的分歧与混乱，当根源于此。隋唐时谓烽，凡烽火事、烽台、烽燧卒以及烽号的火与烟，皆可称“烽”，并以此解释古代烽号。后世每言及烽，总必联及火、烟，以为古近诸烽是一，往往与烽字古义专指烽号一种的“烽”大相径庭。

其实，古烽、燧之见于史书者，汉末以前并无异说。《墨子·号令篇》曰：“士（按当为‘出’字）侯无过十里，居高便所树表，表三人守之，北（按为“比”字）至城者三表，与城上烽、燧相望。昼则举烽，夜则举火”，是城上烽、燧亦即昼烽与夜火。同篇载烽品云昼举垂（烽的别名）、夜举火。《杂守篇》云昼举烽、蓝而夜代以火，“烽、火以举，辄五鼓传”。又《旗帜篇》云，昼举帜、击鼓，夜代以同数之火，等等，皆以烽、火为昼、夜相对之号。烽的特征，诸篇未明言。唯《杂守篇》曰“……射妻，举三烽、一蓝；郭会，举四烽、二蓝；城会，举五烽、三蓝。夜以火如此数”，知烽、蓝并举于昼。陈梦家考证此蓝当即《说文》之蓝，乃是举燃篝笼中薪草以望火烟的信号[参见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汉代烽燧制度》一七三页。]。由此可证，与蓝并举的烽，不当是燃火烟的，否则，烽、蓝二号就混淆莫辨了。史汉之司马相如、贾谊诸传，言烽必称举，言燧必曰燔，兼证烽之为号，本无需燔燃。王国维有见于此，故怀疑烽中尚有不燃的一种。又先秦及秦汉有“爟火”、“权火”制度，《周礼·夏官》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吕氏春秋·本味篇》：“祓之于庙，爝以爟火”，注：“火者，所以祓出其不祥，置火于桔槔，烛以照之”。《说文》：“爟，举火也”；“爝，苣火祓也”，段注：“苣，束苇烧也；祓，除恶之祭也”。以上皆指以桔槔举烧苣火的祓除仪式。《汉书·郊祀志》：“秦以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注引张晏曰：“权火，烽火也，状若挈槔，其法类称，故谓之权火，欲令光明远照，通于祀所。汉祀五畤于雍，五十（衍一“十”字）里一烽火”；如淳曰：“权，举也”；师古曰：“宜知早晚，故以火为之节度也”。据本文及注，此爟火（权火）仅采用烽火信号举苣火的方式而已，不等于是全部烽号，更不能理解成烽便是权火。至于燧，却为火属，凡发火之物，发火方法、发火处皆可曰燧，如燧石、阳燧、火燧、燧人氏等。《左传》定四年：“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注：“烧火燧、系象尾”，可以《史记·田单列传》“牛尾炬火”作解。《墨子·号令篇》“城上烽、燧”之燧，实指候楼与邮亭上燃放火号之所谓“聋灶”，亦即夜举之所而不是烟。因此，史汉之烽、燧，犹汉简之烽、火，烽举、燧燔犹如汉简的举烽、燔薪，乃以日间之烽与夜间之火概括烽火之事，或所指为具体的烽号。所以，《汉书音义》孟康言烽不称燔，言燧以火解之；张晏以为昼举烽、夜燔燧；张守节以燧为夜燃苣火，所释均大致不误，确系汉代或古时制度。而颜师古不知汉时之烽并非唐时称烽之苣火，正把古烽、燧的性质、位置给完全颠倒了。

烽燃火与否之争，起于《汉书音义》及孟康、文颖等注。对他们的解释，还应做具体分析。文颖为汉末魏初时人，张晏、孟康较之稍迟。文、孟之烽形如兜零、米薁，据前人考证，形状甚近似，唯独孟康不言燃火，与《汉书音义》全同。然而，孟康说烽亦自相矛盾。《汉书·五行志》曰：许章“坐走马上林下烽驰逐，免官”，颜师古注引孟康曰：“夜于上林苑下举火驰射”，师古曰：“孟说是”。按，汉时遇有非常，举烽示警之后，塞上即坚壁清野，军中肃静，道路禁行，实行戒严，此可参见前举例（2）等。敌去，则需即刻消除警号，解除紧急状态。汉简之“亟下烽、灭火”，乃烽品或督烽文书消除警号的术语，指极速降下烽、表，除灭烟火等号，其烽、火之间无必然联系，并非降灭烽中之火。上引之许章正因擅降烽号于苑林中走马驰逐而获罪，依前文分析，当发生于白昼。孟康曲解作夜间举火驰射，可见他也是以烽为火的。其所谓“烽如覆米奥”云云，实袭之于前人音义，恐怕不是他自己的认识[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一，以为孟康亦有汉书音义。]。颜师古《汉书叙例》曰，自汉季至晋，为班书作音义注释者有服虔、应劭等多家；陈直以为东汉延笃亦为汉书音义，属注家最早者[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序言。]，其中多保存东汉注家较正确的解释。由此可知，孟康所从，以及《史记》集解裴骃所引《汉书音义》之说，较文颖的说法早且可信。

二、汉代烽号分类考述

汉代各类烽号的具体形制、品种及使用方法等，当时的文献史籍绝少记载，已见前节所述，而简中属于制度性的规定也寥寥无几。以下，主要根据居延汉简关于守御装备、戍务考课的簿籍，参照烽火文书及考古遗迹、遗物，间亦藉助后世烽号制度，作一些初步的考定。

（一）烽类

烽的原型的命名，最初或如逐风旋转的蓬草，象征烽火信息的迅速传递，故汉简烽字写作逢火、蓬等。所谓兜零、米薁，约如今之半球状笆斗、篮笼之类。今日海港、内河的船舶、信号台上，发布信息时犹使用一种竹编笼球或箄块，外敷鲜明醒目的色彩，有时也用蒙敷色布的竹木框圈代替，一次可连缀数枚，升悬至竿顶，这无疑是古烽制的孑遗了。

居延汉简的烽，质地有草、布两种，颜色有赤、白等色，并附属一些器件，见以下诸简：

草烽一布表一布烽三（EJT37·1537---1538，节录，简称莫当燧簿）[这次考古发现的概况，参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1期，又本书476页），图四一、四二。]

布烽三一不具布表一（506·1，甲1991，节录，简称大湾簿）

布烽六（227·18）

烽不可上下，色不鲜明（127·24）

八月甲子买赤白缯烽一完（284·24）

八月余赤烽一（517·11）

烽布索皆小胡笼一破……

烽皆白（311·31）

烽皆白（214·82）

放娄不鲜明，转垆毋柅（217·11）

烽承六，小各一寸（3·27）

烽承索八（49·3）

第卅五燧烽索长三丈一完，元延二年造（393·9）

·具木烽一完（5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