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这番话时,彭家珍显然已是深思熟虑,下定了最后决心。说完之后,他便解下金表和金像盒交与付天民,托他转寄资中老家,交给朋友留作纪念。韩锋回忆说,他当时才二十一岁,看着彭家珍,心里很感动,便噙泪念了赵伯先送吴樾的那首诗:“临歧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彭家珍听了点头苦笑。
26日,刺杀行动付诸实施。彭家珍穿上借来的军装,佩上军刀,拿着崇恭的片子去找良弼了。他先去了良弼的办公室,但良弼却没有见他,让他有事晚上去家里谈。据李炳之回忆说,良弼当时看了片子,对他说,崇恭也是日本留学生,我和他不甚熟,不知来见我有何事。他不知道军谘府是军机密要的地方,不能随便会客么?
彭家珍在军谘府未能见到良弼,当晚便去了良弼家里。良弼家在西门大红罗厂。彭家珍乘马车前往时,参与行动的同志分散到报子胡同、帅府胡同东头、大拐棒胡同北头和小拐棒胡同西头打探消息,准备接应。谁知等了将近两个钟头,毫无动静。
事后才知道,彭家珍到良宅时,良弼去了肃王府还没有回来。接下去发生的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门房让彭在客室里等候,他说良大人过一会儿就会回来。过了一个多小时,门外响起了马车声——是良弼回来了。他的马车刚靠到门前的石阶上,彭家珍已经迎了出来。良弼这时左脚刚踏出车门,彭家珍便从怀里掏出炸弹扔了过去。只听轰的一声,良弼当时就倒下了,他的卫兵也被炸倒好几个。由于距离太近,彭家珍也不幸中弹牺牲。
另一种说法是:彭家珍去良弼家里,良弼不在。他等了一会儿,便乘车回去了,没想到在回去的路上看见良弼的马车回来了。彭家珍当时喊了一声“赉臣”,不知是没听见,还是其他原因,良弼的马车没有停,继续向前驰去。彭家珍急令车夫调转车头赶了上去。等到彭的车赶到良宅前,良弼已经下了马车,正踩着台阶向大门里走去。彭家珍跳下马车,在台阶下急急地投出炸弹,但炸弹碰到石阶上弹了回来。跟着,炸弹爆炸了。彭家珍当时就被炸倒,献出了生命,良弼也受了重伤。
整个行刺过程虽有细节出入,但结果却是相同的。彭家珍当场牺牲,良弼当时并未死,只是炸断了左腿。两天后,才在医院里咽气。
良弼死后,有人推测该案是袁世凯指使人干的,一时间传言甚多。一种说法是,良弼受伤住院后,西医替他做了手术,手术本来很成功,可在赵秉钧前往探望之后,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据说,赵推荐了一个中医,说是要替良弼解除体内的火毒,可良弼服药后不久便疼痛而死。舆论普遍认为,这极有可能是袁世凯买通医生在药里下了毒。
关于袁世凯害死良弼的说法,一直到民国后仍然众说纷纭。尽管彭家珍这时已被追认为烈士,可还是有人认为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的疑点。李炳之回忆说,民国成立后,他在参谋本部工作,经常看到一个四五十岁的四川人到部里来找陈宦,每月从陈那里领取一千块钱。陈宦当时是参谋次长,袁世凯的亲信之一。他亲口对李炳之说,这个四川人就是彭家珍的父亲。袁世凯为什么要给彭的父亲发钱?李炳之认为其中必有隐情。他认为杀良弼和杀吴禄贞一样都是袁世凯的阴谋。
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太多根据。至于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原因就在于除掉良弼,有利于袁世凯。的确,良弼死后,朝中亲贵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不久,溥伟、载泽也先后逃出北京,宗社党的势力几乎瞬间瓦解。局势急转直下,袁世凯逼宫的最后障碍也完全扫除了。
由于段祺瑞的通电和良弼之死,皇室高层已无人再敢反对共和。1月30日的御前会议充满了死亡的气息。本来反对退位的亲贵就占少数,现在死的死,跑的跑,留下来参会的王族亲贵们个个心存恐惧,面面相觑,几乎都成了哑巴。会场一片沉默。
过了许久,隆裕见没人吱声,便催促道:“为什么都不说话呀?”
众人默然。
过了一会儿,隆裕又说:“你们都说话呀?”
还是无人应答。
隆裕又气又急,说:“你们都不说话,想让我一人承担啊!”说着,眼泪便止不住流下来。
从这一时刻起,清王室软弱的抵抗已经基本瓦解了。此后,退位与共和已不再是被讨论的问题。隆裕太后的精力也全都集中到了优待条件上。优待条件共三大部分二十款:一是关于皇帝的,二是关于皇族的,三是关于满、蒙、回、藏各族的。据叶恭绰回忆说,隆裕太后抠得很仔细,逐条逐句,反复提出修改。之后,又发给南方,南方提出意见后再发到北京,这样反反复复,来回七八次之多。袁世凯这时仍托病在家。
1月29日,隆裕要召见他,可他仍以病重无法应召为由在家调养。
2月5日,由于清廷对优待条件斤斤计较,没完没了地改来改去。时间一天天过去,南方等不及了,袁世凯也等不及了。于是,段祺瑞再次领衔前敌诸将打来通电,催发共和诏旨。而且,这一次措辞比1月26日的通电更为严厉。电中称:“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痛乎!……(祺)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所谓“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这无疑就是兵谏了!这份电报一到,马上就起到了震慑作用。当天,隆裕太后对南方发回的优待条件就不再提意见了。
据段祺瑞的幕僚曾毓隽回忆说,这份电报是袁世凯为迫使清室退位,暗嘱靳云鹏(时任段祺瑞手下参议)携电稿至前线交段祺瑞,以前敌将领名义拍发。内有:“陷九庙两宫为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又有:“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此电着墨不多,极切要害。袁之出此,系再进一步威胁王公大臣也。
优待条件通过后,下边的事情就简单多了。退位程序迅速启动,最后只剩下退位诏书了。关于退位诏书,开始有人认为是阮忠枢起草的,因为袁世凯的重要文件,包括一些谕旨都是出自阮的手笔,但实际上阮忠枢并未参与此事。有的说,草稿是赵秉钧找洪述祖写的,后来交叶恭绰修改,可叶迟迟未动笔。最多的说法可能要算下面这一种了,即由张謇起草。张謇乃光绪年恩科状元,曾做过袁世凯的老师。这份诏书堪称“奇书”,穷尽了中国文字的各种技巧,几乎每一句、每一个措辞、每一个段落,都有讲究。可以说,它综合了各方面的利益,兼容了各种想法和诉求,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暗藏机锋,话中有话,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原稿中本无“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力,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段,然而诏书正式发表时却加上了这一段。
这段是如何加上去的?说法也很多。有人说这段是由袁世凯身边的人,即汪衮甫、徐世昌所加。但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回忆说,加上这段乃是隆裕太后的主意。太后在看了诏书后再三斟酌,认为没有这段不放心,她说:“这样下诏岂不是把天下双手交给革命党了吗?如果他们一翻脸,我们母子怎么活下去呢?”因此她两次提出要加上这样的句子,目的就是希望由袁世凯来主持共和。直到这时,她还抓着袁世凯这根稻草不放,岂不可悲?
袁世凯的计划顺利地迈过了最后一道坎。这对他并非一件易事。正如一个外国人指出的:“和平退位是通过可观的劝说技巧而实现的,使用了多种手段,包括恐吓、许诺。1912年1月在北京玩弄的这些复杂花招中,袁施展阴谋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但是,绝不能认为他还有别的选择。”
公元1912年2月12日,这是清廷正式颁布退位诏书的日子。天刚亮,东华门外就已开始戒严。乾清宫宫门内东南角的廊子上(这里是候旨的地方)内阁大臣们穿戴整齐,早早地等候在这里了。他们是: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工农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所有的阁员都来了,只有袁世凯仍然托病未到。大约是心里有鬼,害怕面对太后,所以他便委托外务大臣胡惟德代替他接受诏书。
乾清宫是内廷重地,所谓“乾清坤宁,法象天地”,是皇权的象征。在乾清宫的旁边还有两座殿,东为江山殿,西为社稷殿,内供江山社稷之神,象征着皇帝对江山社稷的统治。然而,现在这一切都要结束了。
上午时分,宫里传出话来:“太后即将御驾,请各位大臣上殿。”
于是,诸大臣在胡惟德的率领下鱼贯而入。殿内的御座前,四个太监站立两边。胡惟德走到离御座约一丈远处停下来,跟在后边的大臣们便依次走到胡惟德的两边,横列一行站好。在大臣的后边是四名侍从武官,他们穿着军装,佩戴军刀,笔挺肃立。
唐在礼就是这四名侍从武官中的一个。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待大臣们站立好后,一个太监入内请太后御驾。稍过片刻,有两个太监从里边先出来,在御座前分两边站好。接着,隆裕太后便出来了,跟她一起出来的还有小皇帝溥仪,在他们之后是几名扈从太监。
仪式很快开始了。胡惟德领着众人向太后三鞠躬。这是大臣们上朝第一次改变礼节,虽然他们身上穿的仍然是花翎袍服。隆裕太后点点头,作为还礼。之后,太后在正中落座,溥仪坐在她的旁边。
胡惟德上前一步,说:“总理大臣袁世凯受惊之后,身体欠安,不能亲自见驾,叫我带领各国务大臣到宫里来给太后请安,给皇上请安。”
隆裕说:“是。”
过了一会儿,隆裕从太监手里接过事先准备好的退位诏书,然后说:“袁世凯世受皇恩,把这样的局面应付到今天,不容易了。为国家、为皇室都出了不少力。如今议和有成,能使南方满意,做到优待皇室等等条件,也是不容易的。我和皇上为了全国老百姓早一天得到安顿,国家早一天得到统一,过太平日子不打仗,所以我按照议和条件把国家大权交出来,交给袁世凯办共和政府。今天颁布诏书,实行退位,叫袁世凯早点出来,使天下早点安宁吧。”
隆裕说完,慢慢站起来,把手里的诏书递向胡惟德,接着说:“胡惟德,你把我的意思告诉袁世凯,这道诏书也交给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