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第11章（第2页）

袁世凯拿到南方提出的退位条件，心里更有底数了。他让赵秉钧等继续向太后施压，于是内阁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此后又开了几次御前会议，依然没有结果，但在内阁大臣们的步步紧逼之下，隆裕太后早已六神无主，心如乱麻。尽管反对派亲贵要她顶住，可她一个妇道人家，赤手空拳靠什么顶呢？面对那些危言耸听的内阁大臣们，软弱的隆裕太后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哀叹地说：“我真怕见他们！”可不见又不行。眼看着局势一天天败坏下去，许多事还非得和他们商议不可。

从16日遇刺以来，袁世凯一直躲在幕后始终不露面。病假到期后，他又续假，说自己“发烧未已”，“步履尚难照常”，总之一句话就是身体不好，还不能上班。隆裕也拿他没办法。

1月23日，内阁收到段祺瑞发自湖广前敌的电报。这份电报看似平常，不过是禀报部队的动向，似乎不足为奇，但细细琢磨，却别有深意。电中称，据第四镇报告，二营军心不稳，“目兵鼓噪特甚”，“一三营亦有沾染”；还有据该镇陈统制报告，“该标目兵已与革军勾通，约今夜叛去。四镇亦有，云云”。并称共和思想，近来在将领中颇有“勃勃不可遏之势”。祺瑞职任所在，唯有尽力维持，“成败利钝未敢料也”。

段祺瑞是袁世凯的亲信爱将之一。自小站练兵时，他就跟随袁世凯鞍前马后，在北洋军的建立中立下汗马功劳。宣统立朝，袁世凯失势，段祺瑞也一度受到排挤，但在袁世凯重新复出后，他便立即得到重用，并受命为湖广总督，兼任第一军和第二军军统，几乎掌握了前敌所有的军队，是当时跺一脚地动山摇的人物。

他的电报不早不晚在这个时候发来，似乎并非偶然。其实，段祺瑞早就得到袁世凯的授意。和谈期间，他和他的幕僚们始终与北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一方面与南方暗通款曲，秘密联络；另一方面，在南方临时政府成立后，又立刻通电反对。他深知袁世凯的心思。袁世凯手上历来有两大法宝，一是外交，二是军队。内阁密奏之后，他先后授意驻俄大臣陆征祥、驻意大臣吴宗濂、驻日大臣汪大燮等打来电报，要求共和，效果似乎并不明显，现在该轮到军人上场了。作为袁世凯手中的一张王牌，段祺瑞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应该说，这份电报就是他配合“逼宫”的一个招数。而且，从字里行间看，这份电报的措辞也很有讲究，一方面报告部队倾向共和，出现不稳；另一方面，他有言在先，尽管自己恪守职任，但后果难以预料。当时，前线部队受到共和思想影响，投奔革命的情况确实存在，可段祺瑞这封电报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可以说是一种试探，也可以说是一种威胁。试想，连他这样手握重兵的统帅都控制不住部队了，这个情况还不够严重吗？

然而，更严重的情况还在后边。

两天后，段祺瑞再次来电。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电报的口气已大不同前，不仅强烈要求共和，而且公开点名，矛头直指溥伟和载泽等少数亲贵，谴责由于他们反对阻挠，致使事情陷入僵局。电中称，前敌诸将纷纷要求“人民进步，非共和不可”；“昨闻恭王、泽公阻挠共和，多愤愤不平，要求代奏”，并威胁“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

这封通电的意图已经毫不遮掩，公然宣称要联名通电，“立即暴动”，其恫吓之心，溢于言表。接到段祺瑞的电报后，袁世凯倒是反应迅速，立即唱起了“红脸”。他和徐世昌、冯国璋和王士珍四人联名复电段祺瑞。电报称：“忠君爱国，天下大义。服从用命，军人大道。”并称：“我辈同泽（载泽——引者注）有年，敢不忠告。务望剀切劝解，切勿轻举妄动。联奏一层，尤不可发。亦不能代递。我军名誉，卓著环球，此等举动，玷辱有余。倘渔人乘此牟利，大局益不可保。务望转饬诸将领三思。”

然而，一向对袁世凯言听计从的段祺瑞这一次却不听招呼了。在袁世凯明确要他“联奏一层，尤不可发”当天，他紧接着又来了一份电报，使局势陡然大变。

段祺瑞的这一次来电是前一天来电的升级版。一是形式变了，发的是通电；二是措辞更加激烈。通电中，段祺瑞以湖广总督会办剿抚事宜、第一军军统的身份，领衔北方诸军统兵大员四十二人、兵士四十万人，要求清廷宣布共和，这不啻扔下一颗重磅炸弹。电文洋洋千余言，摘要如下：

为痛陈利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谨请代奏事：窃惟停战以来，议和两月，传闻宫廷俯鉴舆情，已定议立改共和政体……乃闻为辅国公载泽、恭亲王溥伟等一二亲贵所尼，事遂中沮。政体仍待国会公决。祺瑞等自应力修战备……死生敢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祺瑞等治军无状，一死何惜……而君国永沦，追悔莫及……故敢比较利害，冒死陈言。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项，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俾中外人民，咸与维新……中国前途，实惟幸甚。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谨请代奏。

据时任外务大臣的胡惟德回忆，内阁密奏后，又适袁总理被炸，京中气氛恐慌。太后召集御前会议，伦贝子（溥沦）主张自行颁布共和，庆邸（奕劻）附和之，皇太后抱皇帝大哭，醇邸（载沣）无言，恭邸（溥伟）、泽公（载泽）反对甚力，无结果。又几次续开会议，仍无结果。十二月初八日（公历1月26日），段军统电到，内阁召集有关人员会议，袁总理拿出电报，“人人变色，无敢有异词者”。此后，众人都同意在赞成共和的名单上签名。

其实，段祺瑞发出这份电报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据多种回忆资料记载，段祺瑞的通电系“中央授意”，事前早就拟好，由徐树铮执笔。作为前敌最高统兵大员，通电一旦发出，其分量可想而知。因此，“稿就多日，段搁置不发”。究竟何时发，段也没有拿定主意。因为就在通电发出的前一天，袁世凯还来电，要他“切勿轻举妄动”，还说“联奏一层，尤不可发。亦不能代递”。所谓代递，就是说内阁不能帮他转呈太后和皇上。袁世凯为何不让发这份电报？也许是做做样子，给外界看的；也许是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可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个意外。据段的幕僚曾毓隽回忆说，当时，段的司令部驻在孝感，传说第四镇第七旅发生兵变，有攻击司令部之说。广水驻军得信，急车来援，又与孝感兵车相撞，仓促间不能震慑，司令部的专车于是向北开，慌乱中将此电报发出，没想到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份通电一到，亲贵们一下子全都闭上了嘴巴。就连态度顽固的溥伟和载泽也害怕起来，只有良弼还不肯服输。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便传来了他遇刺的噩耗。

良弼，字赉臣，是满族亲贵中一个年轻有为的新派人物。他是清初睿亲王多尔衮的后裔，所谓“非觉罗而宗室”。觉罗，是指努尔哈赤的父亲显祖塔克世的伯叔兄弟旁支子孙，他们系红色腰带以示身份，俗称“红带子”；宗室，是指显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孙，他们系黄色腰带表示身份，俗称“黄带子”。良弼的祖上本系宗室，系的当然也是黄带子，但后来因为犯罪而受到处罚，黄带子也被挑了，直到他这一代平反后，才又重新系上黄带子，恢复了宗室身份。良弼是在流放地四川出生、长大的，早年的平民生活使他避免沾染八旗纨绔恶习，相反对亲贵子弟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的生活则十分反感和痛恨。良弼回到北京后，就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他报考日本士官学校，刻苦学习，磨炼自己，并以挽救清王朝的衰亡为己任，决心要做一代中兴名将。

回国后，良弼倡言革新，还带头剪了辫子，这使守旧派很看不惯，但良弼我行我素，毫不迁就，平日说话做事更是率性而为，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据说他回京不久，有一次在前门外看到一个满族亲贵，正带着家丁强拉一个民女。民女的父亲上来阻拦，被家丁们一顿拳打脚踢倒在地上。围观的百姓远远地站着，目睹此景都敢怒不敢言。良弼这时走上去了，他拉开家丁，让他们住手。人们都吃惊地看着这个年轻人，不知他是什么来头，居然吃了豹子胆，敢管这个闲事？有人出于好意，小声提醒他说：“那是振贝子爷，这事你可管不了！”

振贝子爷何许人也？他名叫载振，是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的儿子。靠着老子的权势，振贝子爷在当时可是手眼通天，无人敢惹，就连各地督抚见了也把他当太爷供着。良弼那时刚回京不久，从没见过载振，现经边上人一说，才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振贝子。但他并不示弱，上前与载振评理。载振哪把他放在眼里，他蛮横无理，口出秽言。两人吵着吵着就动起手来。载振当然不是对手，于是吆喝着家丁们动手。这一来，双方打成一团。良弼膂力过人，家丁们虽然人多势众，却被打得跌跌爬爬。

混乱之中，巡警们闻声赶到。他们一见载振，便有心庇护，凶声凶气地拉开良弼，要把他带走。这时，良弼把衣服下襟往上一扯，露出里边系着的黄带子。他说：“这是我们家里的事，你们管不了。你给送到宗人府去吧。”

巡警们一看，此人也是宗室，自然不敢得罪，只好把他们送到宗人府去了。到了宗人府，良弼当着堂官的面痛斥载振败坏纲纪，胡作非为。载振这时理屈词穷，气焰完全被压了下去。堂官弄清了事情原委，知道良弼有理，便将载振扣押下来进行处罚。直到第二天，庆王亲自出面求情，载振才被放了回来。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京城，人们都说良弼这人了不起。的确，以良弼当时的地位敢于挑战庆王父子，没有相当的勇气那是做不到的。这件事充分反映了良弼不畏权贵的倔犟性格，但他这样做也付出了代价。由于得罪了庆王父子，以后在许多事情上都受到刁难、压制，抱负无法施展。

在日本学习期间，良弼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变化，深感改革的必要，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更是抱以惋惜和同情的态度。他在军谘府的部下李炳之回忆说，良弼一直赞成康、梁的主张，更钦佩谭嗣同的牺牲精神。有一次，他当着他们这些部下的面吟起谭嗣同的绝命诗。吟完之后，问：“你们知道‘去留肝胆两昆仑’是指什么吗？”

原来，戊戌政变前，日本方面派人给谭通风报信，让他去日本避难。正在这时，大刀王五来了。王五说，你走对皇上是不忠，而且要连累老爷子，更是不孝。只有牺牲自己，才能忠孝两全。谭嗣同听了这话，便决定留下来，并慨然说：“西洋历史上，革命就必须流血，中国革命还没有人流过血呢，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良弼讲完这段故事，接着说：“绝命诗上所谓两昆仑，就是指日本书记官和王五二人说的。”

言谈中对谭嗣同和这些“忠勇”之士深表敬意。实际上，在良弼内心深处，也一直希望效法这些人，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重振满清王朝。小站练兵之后，袁世凯的势力越来越大。良弼向来种族之见甚深，尤其反对汉人掌兵，而对袁世凯更是充满了警觉。为了削弱袁的权力，他提出了以士官生对抗北洋派的计划，得到朝中反袁亲贵的支持。当时，为了对抗袁世凯，朝廷也确实需要培养一些信得过的满族将才，而良弼一是满人，二又留过学，正是理想的人选。因此，他很快得到了善耆、铁良等人的提携，一路高升，成为军界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练兵处的几年里，他延揽了大批士官学生，后来袁世凯被放逐回籍，他又帮助载沣、善耆等对北洋军进行清洗和改造，给北洋势力以不小的打击。然而，由于庆王的掣肘，这些目标并没有全部实现。

辛亥变起，朝廷重新起用袁世凯，良弼也极力反对。他甚至自告奋勇，主动请缨，愿意统兵南下，但庆王一句话就把他给否掉了。庆王说：“他还太嫩了点儿，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吧。”

袁世凯出山后，大批任用北洋派，这让良弼颇为担忧。在起用段祺瑞时，他就不赞成，认为这些人都是袁的死党，让他们带兵就等于把军权全部交给袁世凯了，将来尾大不掉，非出乱子不可。议和开始后，袁世凯的野心逐步显露，良弼大声疾呼，誓死抗争。他拉拢冯国璋，召集满族军人，在报上发表讲话，散发传单，以暴动相威胁。在宗社党中，成了反对退位的最强硬人物。

然而，尽管良弼做了种种努力，但他势单力薄，孤立无援。在亲贵中间处境也很困难，不仅庆王与他作对，他的个性也不见好于其他权要，就连提携过他的铁良后来也对他有了看法。他想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历史潮流，挽救清王朝的灭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努力，直到临死前仍然如此。

1月26日，这天宫里又开了一次御前会议，由于段祺瑞领衔军人打来电报要求共和，会上无人再敢反对退位。会后，良弼很着急，连忙赶去肃王府，找善耆商量对策。就在他从肃王府回来时，刺杀突然发生了。

刺杀良弼的人名叫彭家珍，字席儒，四川资中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原任奉天讲武堂教官，是四川籍京津同盟会会员。关于他刺杀良弼的动机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因为良弼反对退位，已成了革命的“元凶大憝”，必须清除；其二是，彭家珍刺良弼是为吴禄贞报仇，因为他一直认为吴禄贞被谋杀是良弼暗中指使。

不管彭家珍刺良动机如何，但行动却获得了成功。据时在国光新闻社工作的韩锋回忆说，当时，国光社是同盟会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坐落在北京李铁拐斜街。自从刺袁事件发生后，京中清廷大员已如惊弓之鸟，防范甚严。如何接近良弼，这成了刺杀中需要解决的一个技术性问题。有一天，彭家珍去西河沿金台旅馆看人，那人不在。彭家珍坐在客厅里等候时，见桌上有一张片子，上边印着“陆军讲武堂监督崇恭”字样。于是，心里一动，便随手将片子装进了口袋。接着他问茶房，崇大人几时来过？茶房说，崇大人刚从奉天来，访友不遇，上保定去了，说是两三天后回来。他的房间还留着哩。

彭家珍听了这话，心里便有了主意。他回去后，立即借了一套军服，同时准备好了炸弹。晚上，在国光社碰头时，他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他说他打算冒充崇恭求见良弼，然后寻机将他炸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