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油坊梁人（第4页）

我蹩脚的划拳术就是这么学来的。夏天锄地的时候，地头休息，他们和我玩“狼吃羊”（用柴棒在地上画个棋盘，拾一些羊粪蛋就能玩），也玩得津津有味，谁输了叫对方弹一个“蹦壳子”。

我与张学义、乔贵银的友谊，是在劳动中建立起来的。

20世纪90年代，我回油坊梁访旧，张学义已经是多年的生产队队长。

他宰鸡款待，令人感动。后来，他举家迁到“外首”，我们还有短信来往。

过年过节，他发来问候短信，我一定回复。后来他全家到银川，我们在一起吃过饭。他女儿张院梅带她爸她妈外出旅游，我赶到银川火车站送行。

2017年，张学义到银川住院治病，我到医院看望。现在，张学义夫妇在油坊梁安居。我们有微信来往，祝愿张学义健康、愉快。

乔贵银家一直在油坊梁。我2008年回去时，队上只有几户人家了。下着小雨，我站在沙丘上喊：“乔贵银，乔贵银，你看谁来了？”他从家里慢吞吞踱出来，朝我走来，到跟前看清了，“噢，老王来了！”他让我去他家。他指着相框里上次我回队上与他合影的照片说：“老王，你看，我把你的照片镶在框里呢。”2010年，他和婆姨到银川的儿子家住，一到银川就给我打电话，我们相约过年见面。2011年春节前，我和老伴，与在银川的乔贵银夫妻、张玉亮夫妻、俞秉金夫妻和俞秉花（张玉清妻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我们没有感到友谊的萎缩与变味，还是那么直率、坦诚。

后来乔贵银因病在油坊梁逝世。年龄不大，很是惋惜。

张学义、乔贵银的父亲，都是生产队的“贫农代表”。这个生产队总共有两位“贫农代表”，就是他们二人的父亲。张学义的父亲人称“张代表”，与我一起种过两三年菜园子，还给我介绍过对象，没有成。乔贵银的父亲人称“乔代表”，有一天，他端着一碗油炒山芋丝黄米干饭，在居民点边走边吃，见着我，把碗放在手里递过来说：你吃，你吃。我连忙说：你快吃，你快吃。我们友好地擦肩而过。我曾听说他对人说过：“王庆同有文墨，迟早是个走，打墙板上下翻。”“乔代表”的话对我很是鼓舞。他有老农特有的生活经验和判断能力，是一个真正的老农。

荀智

荀智是生产队的政治队长，我到生产队头两天住在他家的伙房里（打地铺）。他作为直接监管我的队长，没有为难我。只要上头没有安排，他就不管。从来没有要我三天两头汇报什么。9年时间，我没有去汇报一次，他也从不问一下。生产队队长安排我去种园子，他没有提出异议。有一次，他家吃猪灌肠，他婆姨还叫我去伙房吃了一顿。

荀智那里有《宁夏日报》，我常去借，被认为是我学习、改造积极的表现。有一次，从荀智家借到一份报纸，整版画着一些符号，有的是一头猪，有的是一颗心，有的是三横，有的是一把扫帚……每幅画下面都注有文字：如一头猪是养肥猪贡献给国家（大意）；一颗心是红心向太阳；三横是三天认一个字，一个月认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8个字；一把扫帚是学了《反对自由主义》，扫除了自己不好的思想等。这是学习“毛主席语录”积极分子顾阿桃的学习笔记。画是她画的，下面的字是按她的意思由别人代写的。

生产队一年两次分肉（端午节，中秋节），都是宰队上淘汰的集体羊。

按人头分，一人也就二三两肉，最多一次分过半斤。我是一个人，操刀、拿秤的人常给我多分一点。有时是一个羊脖，有时是一个羊心，都超过按人头分的平均数。荀智作为政治队长，常年主持分肉的事，没有阻止别人给我多分一点肉。2003年夏，我去灵武狼皮梁吊庄看从油坊梁迁来的旧时朋友，看望了病中的荀智。他在东队，我是专门请西队的孙立义带我到东队看他的。他病得很厉害，躺在炕上。我进到他房说：“荀队长，我看你来了。”他抬起头，带着几分激动说：“王庆同，我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你了。”

我赶紧安慰说：“我这不是来了么，你好好养病，病好了我们回油坊梁转一转。”他带着伤感说：“怕是不行了，气短得很，动不了。”接着我们回忆往事，他说起当年分肉的事情，我说你婆姨锄地时还唱歌呢。这时，他婆姨回过头来笑了笑，她也老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三个多月以后荀智去世。

荀队长，你走好。

高祺

他比我大十几岁，年轻时拉过骆驼，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住在我家（喂猪房）后面。人人称他老高。

大约是1975年春，他赶队上的大胶车到公社粮库打种子，队上派我跟车。我和他两个人单独相处，在车厢里谝了谝。

1974年，我从蒙古族人那里买来母山羊作自留羊，是在高祺的帮助下办的。他与“外首”的蒙古族有私人关系，他愿意领我去买只便宜的。

这年秋后，他套上自家的驴拉车，带着我朝北而去。在大草原上走到下午三四点钟，来到一家独立的蒙古族人家（周围没有别的人家）。老高把驴拴好，掀门帘进去，只有一位老太太在家，儿子放羊还没回来。我们就自个儿弄茶喝。太阳落山了，老高的朋友放羊回来，招待我们吃羊肉：一个大盆（足有大脸盆那么大），里面是羊蹄、羊头、羊骨头，已经半熟。吃的时候，放在火炉上，冒了热气就用手拿来吃，吃不完放回去，不可以扔掉。老高事先已对我说过，要是扔了，下次别想再吃他的东西。吃好后，老高开口说：“老王是我的朋友，要买你的一只母山羊，你看多少钱？”这位蒙古族说：“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好商量，给10块钱算了。”这是非常便宜的了，至少便宜了一半。我立马掏出10元给他。他说了一句：“明早出圈，自己去挑，随便挑。”第二天一早，老高领我到羊圈挑了一只最好的母山羊。

我们临走的时候，这位蒙古族朋友对我们说：“下次再来吃肉。”

老高的旱烟，有时参一些冰片、仁丹，抽起来凉凉的、香香的，跟他干活或出门，能抽到他的好旱烟。高兴了，还会朝我的旱烟袋里倒一点，我十分感激。

我们留下了唯一的合影。

后来，我在银川听到老高去世了，很是悲伤。

张木匠

张木匠叫张什么，至今不知道。当时是油坊梁生产队的木匠，长年给队上修理农具。耧坏了，犁坏了，架子车坏了，大胶车坏了，库房的门窗坏了，他负责给修理。手艺高，性子直。我盖新房的时候，旧门窗有点不合窍道，他给收拾一下就好了。他对我的事情从来不问，但对我的要求，如安个锹把，能默默答应。

1999年夏，我回油坊梁时，先走到生产队边上一块地的地头，看见一位白胡子老人坐在地上拔猪草。队上的张学义说，那是张木匠。我悄悄到他身边坐下，问他认识我不，他摇头。我说你想想，他还是摇头。我说我姓王，在队上待过，他盯着我一看，叫出“王庆同”三个字，我们立刻相拥在一起。从1975年我离开生产队，已经过去24年了，还记得我的名字，稍加提示能认出来。我突然感到世界很小，有些瞬间是永存的。真诚相处过的人，无论从哪里回来，都不会被拒绝。张木匠叫出我的名字，我好高兴。

须知他已经80岁了。第二年我再回油坊梁，他已经不在了。

我在队上时，张木匠的儿子张正良还小，后来几次我回油坊梁访旧，张正良都热情地出来与我说话、合影，还到银川我家来过。

张木匠，你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