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一碗稠稠的米汤（第1页）

一碗稠稠的米汤

这是补充一则日记的回忆短文。我1961年7月30日的日记写着：“星期天。上午六时半离固原，八时半到什字公社，在公社农具厂了解了一下财务管理，很好。但会计正忙着算七月份账目，没时间谈。当即决定先去蒿店。步行三小时，下午二时半到蒿店，与几位社员、公社牛书记、大队彭书记谈情况。与一位公社干部一起做饭，同睡，十时，累得很。酝酿写《访蒿店》。”这是那天日记的全文。本短文据此展开。

1961年7月30日，我年轻时代的一个星期天。

一顶草帽，一个黄色帆布挎包，一根打狗棒，我作为《宁夏日报》的一名年轻记者（二十五岁），兴致勃勃地向蒿店走去。蒿店离固原什字公社农具厂二十来里路，当天我是从固原县城乘班车去这个农具厂采访财务管理经验的，因为会计月底忙，一时不得空，我就临时决定去蒿店大队采访山货生产。班车已过，只好以步代车。

这里说的山货，就是用山上的柳条等材料编制成地耱、驮筐、背斗等农用工具。一路上汽车极少，多半是三头牲畜驾着的大车迎面而来，载着满满的山货，一步三晃，一点不急。快到一个叫三关口的地方，挡了一辆卡车，不一会儿，蒿店在望。

蒿店，百来户人家，历来盛产山货。我照例先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家。

这位书记不大热情，我走得满头大汗，他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走来的？

好。”显然，在他眼里走路算得了什么。倒是他老爹话多，一边编驮筐，一边说起蒿店的过去。他说：“蒿店，蒿店，过去没有店，穷汉上山躲壮丁，用蒿子搭个棚子住，自称住蒿店，真正的蒿店是前几年的事……”

辞别书记，找到镇上的山货小组。天哪，那只能说是个可以避雨的破庙。

七八个老汉在里头干得挺欢，有说有笑。我去了就是一个多余的人，怎么办？灵机一动，放下挎包，给他们抱柳条。这些老汉也不问我是干什么的，指挥我抱这些不要抱那些。我边干边听他们说笑话，顺便掌握了一个细节：有一次，一位社员来找他前几天送来修的簸箕，自己也认不得了。一位手上皮肤像树皮的老汉一边编筐，一边开怀大笑：“骑驴找驴呢。”60年代初，农村各种小农具奇缺，坏了也没人修理。现在的这个细节，真是“一细顶千斤”，反映农业60条贯彻后的新气象。

晚上同一位公社下队干部住大队部。他已经吃过晚饭，我空着肚子。

他自告奋勇替我煮饭。那时还是“低标准”，走到哪里吃饭要报吃几两，人家按你报的打饭或煮饭，你付粮票和钱。这回饥肠辘辘，我大声说：“吃四两”，他立刻找来大队管理员，管理员打开粮柜的锁，取出米袋当着我的面，平平地称了四两黄米。然后，下锅撇米汤（焖黄米干饭要撇米汤）。等我大口大口扒拉黄米干饭的时候（没让他），他竟毫不客气地端起那碗在我的视线之内稠稠的米汤，一口气喝了下去。我心想，那米汤属于我，归我喝，但碍于情面没好意思阻拦。兴许是作为回报吧，他详详细细地向我介绍了附近山上一个叫宋家山生产队的地方，半明半暗地大搞山货家庭副业。

我累得像骨头散了架（我的脸和双腿还水肿着），而遇着这么知根知底的情况介绍，还是打起精神同他谈到半夜。

第二天作了点补充采访和核对工作，第三天临走前还发现一个生产队长开头不承认搞了家庭副业。我在8月1日的日记里留下痕迹：“下午访问队长何建堂，对家庭副业起先不承认，后来又问是不是可以搞？看来，60条还没有宣传贯彻透。”——这条日记曾随此文在媒体披露，结果，固原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王老师，何建堂是我父亲，他在家里常说起当年《宁夏日报》记者采访的事，没想到那位记者就是您——这次采访，最大的收获是掌握了3个骨干材料，并以它们为基础写了一篇包括《蒿店变迁》《山货小组》《宋家山上》3个小标题的通讯《蒿店见闻》。

如今29年倏然而逝，还数这些“陈糜子烂谷子”干什么呢？今天记者写的“宁夏一日”，不是比那时的“宁夏一日”更绚丽么，是的，这是事实。

但我们还要看到另一个事实，就是记者队伍中有的人沾染了不好的习气，基本不知深入采访为何物。我早已不当记者，但我记得，深入采访是记者的看家本事，也是家常便饭。走马观花、“摆来摆去”（摆拍），在某些媒体上反复出现，有的记者以为这就是记者的看家本事、家常便饭，实是一种误解。

我还是鼓起勇气，翻出“陈糜子烂谷子”，说了一通不太惹人喜欢的话。

而这次采访中遇到的那碗稠稠的米汤给我的印象，深入到我心灵的深处，却又时时冒出来让我难受、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