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我的父亲母亲和家族（第1页）

我的父亲母亲和家族

王庆同

我的祖父名王松海，“一向以宰羊为业，家中有田19亩，楼房两间，为全村最富裕的一家。抗战期内病殁于家。”引文里的“全村”指浙江省嵊县〈现嵊州市〉甘霖镇过村，即我老家。

关于我的祖辈，只有上面打引号的几十个字可资引述，那还是1965年年初，我为了一次政审填表要求从祖辈填起而向在南京工作的父亲要来他写的一份书面材料里的话。这份书面材料两页，前些日子我翻箱倒柜找了出来。

我一岁到五岁多，随母亲、哥、姐住沦陷区（即日本人占领区）祖父家，父亲在国统区（即国民党统治区）当科长、经商。关于祖父家，记得两个生活细节，一是祖父家的房子建在水塘边，后门一开就是大水塘，哥、姐伸手摸到房基石的石头缝里，有时捉一条黄鳝（野生）回来；侧门出去是一个小水溏，里面有泥鳅，哥、姐下去玩。二是祖父家的羊肉是带皮吃的。

此事，我一直怀疑是我的记忆有误，因为我30岁起在宁夏盐池农村劳动9年，羊肉是剥皮吃的，羊皮要做皮袄呢。最近网上查了一下，南方真有吃带皮羊肉的（主要是山羊），还有资料说，羊肉带皮才是正宗；绍兴人周作人写过一篇带皮羊肉的文章。至于祖父为什么以宰羊为业，羊是怎么放怎么喂的，我都无法回答。

祖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王赓堂（我的伯父），小儿子叫王赓熙（我的父亲）。王赓堂有两儿两女，其大女儿王莊霄，中共党员，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上海任职，与我父亲和我们兄弟姐妹都有来往，待人很亲切。王莊霄的丈夫芦芒，中共党员，也是新四军的老干部，他是诗人、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因病英年早逝（1979年2月，享年59岁）。20世纪70年代末，我只是部分平反，在盐池县青山公社任生产干事，突然收到芦芒逝世的讣告，邀请我到上海参加追悼会。公社党委同意我去，并报销路费。这是我20世纪60年代被打成“反革命”后，到上海与堂大姐王莊霄和在上海工作的堂哥王庆员（即我伯父的大儿子）和他妻子梅凤的一次难得会见，他们很是热情。不久，我获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与他们的来往就更多了。王莊霄50年代起任中共上海长宁区委副书记、上海司法厅常务副厅长，离休享受副省级待遇，前几年逝世，享年90多岁。王莊霄的女儿王小鹰是作家，2001年、2007年我两次到上海看望病中的王莊霄，王小鹰负责接待，很是周到。堂哥王庆员一家也热情接待了我，后来，他因病在上海逝世，他的儿子王子明逢年过节从南京打电话来问候说：“叔叔好，婶婶好！”伯父的小儿子都老（小名音）小时即因病逝世。伯父小女儿王莊花一家原来在老家农村，现在情况不清楚。伯父王赓堂在祖父去世后雇人种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土改中被评为开明地主，后来年老多病，殁于老家。

我父亲大名王永新，1901年生，我生日的月日与他一样，故我小名同生。1925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经校长蔡元培，老师马寅初、谭熙鸿，还有同学推荐、介绍，任国民党政府经济、财政、救济部门科长、秘书、设计委员，还担任过企业会计处处长、总务主任等职。间或辞职经商、办小农场小煤矿，任私人烟庄（香烟）经理等。国民党党员。他一生漂泊，大学毕业后到过杭州、南京、广州、柳州、铜梁（四川）、贵阳、遵义、重庆等地，抗战胜利后从重庆回南京。南京刚一解放，他将办了几年的小煤矿交华东军大投资接办，自己被邀参加南京市首届政协会，会后任市政协秘书处副处长（5年），后任南京市民主建国会秘书处处长（10年）。

1965年年初，因身体原因，申请退休获准（1965年2月，63周岁4个月）。

1971年4月病逝于南京，享年70岁。

我母亲姓支，我只知她的称呼是王支氏，是离老家过村十里路的支路村人（父亲在那个村的小学毕业）。她1941年年底病逝于过村祖父家，从各种资料推算，不到40岁。母亲生育两儿两女。大女儿，即我大姐王莊芬（大我11岁），高中肄业，从1941年年底母亲去世（我5岁多）到1950年（我14岁），是她抚养、照顾我长大的。她是中共党员，任上海铁路局幼儿园园长。大姐夫俞乃新，浙江省新昌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中共地下党员，参与上海解放前夕保护工厂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铁路局工务处处长，10多年前病逝于上海。2001年，我和妻子带儿女到上海看望，大姐和大姐夫以及他们几个孩子都很高兴。2007年，我只身前往上海看望，大姐夫（俞乃新）已病逝，大姐一个人在家，神情木然，我坐下问候几句后，她说出了我的小名：“是同生。”（这次是她的女儿俞欣尔陪我去的）我与她留下最后一张合影。3年后，她在上海逝世，享年85岁。我的小姐王慧珠，南京师范学院毕业，20世纪60年代，随她与丈夫林家骅所在的410厂从东北迁贵州省平坝县。林家骅，西安工业大学航空系毕业，技术人员，任车间技术主任，小姐任红湖技工学校教导主任，都是中共党员。林家骅因病早逝（1982年），王慧珠病逝于1998年，享年64岁。她生前（1990年）从贵州到银川看望我一家，相聚甚欢。

2016年七八月间，她的女儿林祝红和夫君马辉，从贵阳飞银川看望舅舅、舅妈和兄弟姐妹，尽管是第一次见面，但血缘亲情阻隔不断，相聚十分亲切。我哥王庆成，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曾在《学习》杂志社、《新建设》杂志社任编辑，后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中共党员，全国政协委员，后来年事渐高，与嫂子许培德（厦门大学英文系毕业，新华社高级编辑）赴美国随女儿生活，现在哥已逝世，享年90岁。

父亲1950年续弦，继母叫裘笑侬，也是嵊县人，婚后在家操持家务，抚养孩子。那时大姐和哥已离家独立生活，小姐和我住在学校里——我俩周末和寒暑假回家，继母照料我们。继母生育3个女儿（建明、毅敏、为明），她于2009年6月病逝于南京，享年91岁。3个妹妹现在都在南京生活，我与她们有联系。2001年，我和妻子带儿女到南京与继母和3个妹妹的全家相见，度过愉快的几天，继母还记得我喜欢吃鸡蛋肉卷，在家里给我做了吃。2007年，我只身到南京，继母身体还可以，3个妹妹也有自己的家，过得不错。2012年，我和妻子到南京参加我高中毕业58周年活动，继母已去世，我与3个妹妹和她们的家人匆匆一见，在一起吃了饭。

我1936年生，1951年在南京入团，1962年在银川入党。1966年至1979年，我在盐池农村劳动、工作，1980年彻底平反后，在盐池工作两年多，于1983年到宁夏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教书。我与妻王树梅1975年在盐池县青山公社结婚，有6个儿女，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是王树梅与前夫（盐池县青山公社郝记台大队支书，修水利时因公牺牲）生育，老五老六是王树梅与我结婚后生育。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和事业，我不去干预。他们也有了儿女，我有好几个第三代，一个第四代。我坚信，社会在前进，后代日子会更好。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戏称自己是野人。我祖籍浙江，出生于南京，9岁前随家漂泊于贵阳、遵义、湄潭、重庆，然后在南京上小学、中学，在北京上大学，在银川当编辑、记者，在盐池劳动、工作，又回银川教书。我算哪里人？这是做文章人的思路，其实呢，实打实地说我已是宁夏人。这个问题不太明确不要紧，要紧的是下面这点必须明确，即我这个“实体人”

摆在这里，全部是透明的：“五脏六腑”在1963—1964年对我长达一年的审查中都用放大镜查过；十几年后又细细地过了一遍，最后的结论是“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文章、书公开发表、出版；“加”进我微信圈的朋友，全部可看我所有的“历史信息”“个人相册”，从未作任何限制……在我身上没有未弄清的事儿，唯独我是哪里人似乎有点不太明确，那就算了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我的家族成员身份构成较为复杂，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有的还是中共地下党员、新四军老干部。有国民党政府官员（科长等）兼做过经理、经商，有共产党书记，有政府厅长、处长、所长、书记，有毕业于高等学府经济系、建筑工程系、航空系、社会学系、英语系、中文系、物理系的，有研究员、政协委员、作家、记者、编辑、经理、主任、主管、干事、解放军、工人，小老板。有在国外的，有在国内西北的、沿海的。最后都经时代熔炉熔为一家人，其乐融融。

现在，我对家族里的这些多少带有历史佐料味儿的东西稍加整理（概括性、框架性整理），算是一份以小见“杂”（历史、生活的复杂性）的史料，留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