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第十一章大清光绪时代（第5页）

与宋教仁的叙述相印证，张继在为《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一文题写的跋语中介绍说：“余常有言：中山提倡革命者也，克强实行革命者也，韵荪组织革命者也。向使学界而无韵荪，则中国同盟会必不能以成，北京而无韵荪，则吾同志死者必不可胜数。完全终始，一手维持，韵荪大矣，然而韵荪不言矣。

自从广东兵变之后，渐知新军可用，故广州之役欲联新军。然仓卒之间，死事者多，咸谓当改变方法，乃在上海设立中部同盟会，谭君石屏、陈君英士及兄弟主持其事。……原拟预完善，方在武昌发难，因黄先生病在香港，乃派谭先生与兄弟往鄂。适鄂省炸弹轰裂，事机败露，不得已而仓卒举事。时孙武炸伤，居正乃推黎副总统主持一切。然因布置未善，北军卷地而来，遂至屡挫。幸湖南首先响应，得为后援。然汉阳之失，外人讥诮，心已北倾。南京光复之后，民军始振，顾其时出师援应者，仅有湘粤两省。幸袁总统深明时局，方能刻期统一。

在这段话中，宋教仁谈到了自己与谭人凤（石屏）、陈其美（英士）、黄兴、孙武、居正、黎元洪、袁世凯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却绝口不提与辛亥革命几乎没有直接关系的孙中山。

1913年7月8日，极力发动”二次革命“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有吉明的秘密谈话中，同样否定了孙中山及黄兴与辛亥革命的直接关系：

孙、黄二君多年流浪于外国，实际上见机不敏。观去年之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计划者，孙、黄不过中途返国而已。因而孙此次广东之行，与其预期相反，因两三旅团长被收买而丧胆，透露完全失望之口吻。黄则徒然多疑，坐失良机。此无非不通晓国内之情况而已。余等实际当事者，尚未十分悲观。

1915年2月28日，”二次革命“失败后再一次逃亡日本并且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的孙中山，在写给旧金山中华民国总会的公函中，也颇为坦诚地承认自己与辛亥革命的爆发并没有直接关系：“兄等要知第一次革命，政治问题并未解决，实不能谓为革命成功。弟从海外归来，他人皆有兵有权，惟以民心所向，举我为总统；而各种组织俱不能如意，各种政策不能实行。盖居中国，当此时会，徒以道德，徒以名义，不能收拾政治之实效也。”

在孙中山没有回国之前，出任江苏都督府政务厅长的宋教仁，继拥立黄兴为“暂定大元帅”失败之后，还曾经有过拥立黄兴为临时大总统的计划。据日本驻南京领事铃木荣作写给外务省的报告记录，1911年12月23日晚上，宋教仁秘密访问铃木荣作时表示：“各省代表年龄思想甚悬隔，过激急进者有之，折衷缓和之温和派亦有之，统一意见自然困难。但这些议员（代表）无论何人皆不愿袁（世凯）为大总统，而均推戴黄兴。”宋教仁认为袁世凯是个老奸巨猾之人，革命派将来可能会受其害。铃木据此猜测说，宋教仁所表达的应该是“纯粹革命派”即同盟会内部的党派意见。

1905年7月30日下午，宋教仁应邀来到赤坂区桧町三番内田良平住宅兼黑龙会事务所时，同盟会的第一次集会已经开始。他在当天日记中为同盟会的成立留下了最为原始也最为准确的文字记录：

到者七十余人。孙逸仙先演说革命之理由及革命之形势与革命之方法，约一时许，讫，黄庆午乃宣告今日开会原所以结会，即请各人签名云。乃皆签名于一纸，讫。孙逸仙复告此会宗旨，讫。复由各人自书誓书传授手号，卒乃举起草员，规定章程，举得黄庆午等八人，讫，乃闭会。

同盟会在黄兴的倡议之下，没有经过正式的选举程序就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是8月20日第二次会议上的事情。据宋教仁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与会人士仿照欧美各国三权分立的宪政原理，当场选举司法部职员8名，评议部议员20名。然后没有经过评议程序，就由孙中山当场任命执行部职员8名。

由于宋教仁在日记中略去了相关人等的姓氏名字，依据相关文献资料能够初步核实的，有8月20日被孙中山当场任命的执行部庶务黄兴、书记马君武、内务朱炳麟、外务程家柽、会计刘维焘、经理谷思慎等人；以及随后才陆续选举确定的司法部判事长邓家彦，判事张继、何天瀚，检事宋教仁；评议部议长汪兆铭（精卫）、议员田桐、曹亚伯、冯自由、梁慕光、熊克武、周来苏、但懋辛、朱大符（执信）、吴崑、胡瑛、康宝忠等人。随着任事诸人先后离职，负责“司法”的司法部一年之后便无形取消；负责“立法”的评议部，也因为各议员先后回国，一年之后便形同虚设。所谓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最终依然落实为总理孙中山的党魁专制。

尽管如此，同盟会成立之后，大部分会员一直在基于“个人自由”而自行其事。1906年春天，华兴会与同盟会的双重会员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国，在江西萍乡和湖南浏阳、醴陵等地联合会党首领龚春台等人发动的萍浏醴起义，就是基于“个人自由”的独立行动。孙中山后来在“建国方略”第八章“有志竟成”中回忆说：“独惜萍乡一举为会员之自动，本部于事前一无所知，故临时无所备。然而会员之纷纷回国从军者，已相望于道矣。”

由此可知，由同盟会内部的其他会员在保持“个人自由”的前提下，秘密回国从事实质性的革命活动，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已经由程家柽、黄兴、张继、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初步确立的组党方案。名声远扬却不能够回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所充当的只是同盟会内部名实分离的名义党魁，而不是传统会党内部绝对服从并且要人身依附的专制党魁。不过孙中山所要充当的并不是尊重“个人自由”的名义党魁，而是像传统会党一样要求内部成员牺牲“个人自由”以绝对服从并且人身依附的实权党魁。1914年5月29日，因“二次革命”失败而再一次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在致黄兴信中表示说：“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革命先行者宋教仁

在同盟会内部，宋教仁是最早也最为坚定地否定孙中山“作事近于专制跋扈”的第一人，同时也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但是，他既没有像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样公开反对孙中山，也没有像张百祥、刘公、孙武、焦达峰等人那样另行组织共进会，而是局限在同盟会内部对孙中山实施架空虚置。宋教仁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成功与失败都在于此。

1905年6月12日，宋教仁报名参加日本东京的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于15日开始上课。1906年2月1日，宋教仁进入早稻田大学留学部预科壬班学习，不久通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审查批准，用宋錬的化名取得了官费留学生的资格。同年7月20日，宋教仁以壬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留学部预科。这是宋教仁在日本取得的最高学历。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他虽然继续从中国大使馆领取留学官费，却再也没有接受正规的学历教育。

1906年9月25日，宋教仁在日记中介绍说，他当面向黄兴指出，孙中山等人一心要在中国南部边疆起义，是“冒险心、激进心太甚，将来恐有孤注之势”。接下来，他又给黄兴谈到前往吉林南部的延边地区，争取武装割据的山东人韩登举的初步设想。

同年8月20日，宋教仁因为用脑过度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得不到东京脑病医院住院治疗。11月5日，宋教仁按照黄兴的建议，办理出院手续后直接搬到宫崎滔天家里休养。

1907年1月4日，黄兴准备到香港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委托宋教仁代理他的同盟会庶务的职责，并且邀请宋教仁从宫崎寅藏家里搬到他的伊势屋寓所继续养病。当天晚上，宋教仁来到孙中山（逸仙）的住所办理交接手续：“逸仙与余言代理庶务事，余问其一切事务如何？逸仙不多言及。余坐良久，遂辞去，至《民报》社宿焉。”

2月15日，黄兴因为“广东近日非常戒严，香港亦难居”，只好从香港返回日本。2月24日晚上，宋教仁先与黄兴、末永节、古河清、张继等人商议前往东北的计划，然后来到孙中山的住处。孙中山告诉他说，“明日内田良平接余等至赤坂三河屋开晚餐会”。

2月25日，宋教仁与孙中山、章太炎、刘师培、鲁文卿、胡汉民、内田良平、宫崎寅藏、清滕幸七郎、和田三郎等人，在“艺妓七八人轮流奉酒……歌舞并作”的情况下欢聚一堂。在当天日记里，宋教仁并没有提到自己最为熟悉的黄兴（庆午）的名字。到了2月28日，宋教仁在日记中记录了发生在孙中山与黄兴之间的激烈冲突：

另据冯自由、章太炎等人回忆，青天白日旗由1895年广州起义时牺牲的孙中山同乡好友、兴中会会员陆皓东设计。孙中山把该旗张挂在《民报》社的墙壁上，黄兴看到后提出异议，认为既不美观又接近于日本国旗。孙中山厉声斥责道：“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恼羞成怒，当场表示要脱离同盟会。

孙中山前往发动起义的地方是南洋的菲律宾、新加坡、安南等地，而宋教仁前往发动起义的地方，偏偏是孙中山一再承诺要赠送给日本黑龙会的东北地区；而且自始至终都没有就此事与孙中山商议过。代理庶务的宋教仁通过一个多月的频繁接触，对于孙中山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黄兴与孙中山的激烈冲突进一步坚定了他与孙中山分道扬镳的决心。3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十时，至孙逸仙寓，言辞职事，并以一切文件交之。逸仙初犹不允，余固言之乃已，遂皆交代清楚。……至《民报》社，知黄庆午事尚未调和，阅报良久而回。”

过了一段时间，黄兴与孙中山言归于好。胡汉民在自传中为此事提供的解释是：

先生力主青天白日之徽帜；克强欲用井字徽帜，谓以井田为社会主义之象征。先生谓既不美术，又嫌有复古思想。党众悉从先生。克强争之不能得，则意颇怏怏。余既与克强分道行，克强犹有书致余，谓“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

黄兴与孙中山委曲求全的言归于好，意味着他对于加入同盟会时所坚持的“个人自由”的自我放弃，以及对于中国历史上公天下、救天下、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私天下的专制型革命会党，所奉行的以牺牲个人权利及宝贵生命为代价效忠于党派及党魁的专制型道德的惯性回归。宋教仁所追求的却是变中国传统的暴力破坏、无序竞争的专制型革命会党，为阳光参政、依法竞争的现代议会政党的宪政民主道路。换言之，在孙中山的从革命专制到宪政民主的路径选择，与宋教仁的从革命民主到宪政民主的路径选择之间，黄兴一直处于既左右摇摆又委曲求全的思维混乱之中。

在此之前，清政府方面的庆亲王奕劻，亲笔写信给时任韩国统监的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当时的西园寺内阁，考虑到压制中国的革命派，将来会对日本在华扩张势力不利，决定由内田良平出面与外务省协商解决。内田与外务省政务局长山座圆次郎协商后决定，以孙中山三年以后重返日本为条件，给予7000元的离开费用。内田与宫崎寅藏征求孙中山的意见，孙中山同意自行离开，并且收取6000元的赠款，剩余1000元用于1907年2月25日与60多名同盟会会员的告别宴会。除此之外，孙中山还收取了证券商铃木久五郎的一万元赠款。

1907年3月4日，孙中山带领汪精卫、胡汉民、池亨吉、萱野长知等人，乘坐德国籍阿里斯王子号轮船离开横滨，经上海、香港海面前往南洋的新加坡、安南（越南）等地开展活动。临行前，他给《民报》社留下2000元的办刊经费。几天后，西园寺内阁通知清政府已经把孙中山驱逐出境。同盟会内部的日本人，也把孙中山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秘密交易，告诉给章太炎、张继、刘师培、谭人凤、宋教仁、田桐等人。在同盟会内部的司法部与评议部形同虚设以至于无形取消的情况下，章太炎只好采取个人行动，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照片撕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的字样寄往香港。章太炎的结拜兄弟张继，认为孙中山“受贿”有损同盟会的威信，声言“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据谭人凤在《石叟牌词》中回忆，同盟会内部的这次纠纷，“幸同人调停解释，表面尚得曲全，惟同志之精神，则由此稍形涣散矣。”

1907年8月，主要来自长江流域的一部分同盟会会员，以及洪门系统的哥老会、孝义会、三合会、三点会的会党首领，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共进会，其代表人物是四川人张百祥，湖北人刘公（仲文）、彭汉遗、孙武、居正，湖南人焦达峰、杨任，江西人邓文翚，广东人熊越山，云南人赵伸。1908年冬天，孙武、焦达峰等人先后回国，于1909年春天设立共进会湖北分会，积极联络长江两岸会党，秘密编成五镇军队，由孙武任正督统，每镇设副督统分别统率。焦达峰随后在长沙设共进会湘部总会，并亲往浏阳、醴陵及江西萍乡等地与江湖会党广泛联络。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汉率先爆发的辛亥革命，就是由共进会与当地的另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发起的。

1909年秋天，黄兴在林文（时爽）协助下，撇开章太炎等人秘密邀请汪精卫到东京编辑《民报》25号，假借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在巴黎编辑的《新世纪》为发行所。章太炎得知此事后，在陶成章等人鼓动下愤然写下《伪〈民报〉之检举状》，指责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干没可知已”。1910年2月，章太炎、陶成章、李燮和等人在日本东京设立光复会总部，一边与同盟会共同致力于反对满清政府的革命活动，一边相互争夺着极其有限的革命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