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第2节 名气就是利益（第1页）

第2节名气就是利益

笔者问曰：人在商场，“名利”二字，孰先孰后？

胡雪岩答曰：名气一响，生意也就自然热闹起来。

按照封建时代“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排序，商人处于社会的底层，即便可以拥有不菲的财富，但终归是被整个社会看不起的。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中有这样的情节，富有的盐商和穷得只有一件长衫、一顶破方巾的秀才打架，秀才理直气壮，盐商却要被县官老爷从重治罪，理由就是因为作为下等人的他打了上等的读书人，足见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之低。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传统商人多数都秉持着闷头发财，不招灾惹祸的原则，轻易不去关心读书人眼中的天下大事。到了胡雪岩生活的晚清时代，这种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是直到1905年科举考试被彻底废止以前，整个社会对于商人的歧视现象仍然存在。

与此前不同的是，到了晚清时代，很多商人逐渐改变了此前谨小慎微、息事宁人的处事原则，开始积极参与到国家的社会生活当中。胡雪岩虽然仅仅是一介商人，却秉持着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立身之道，主动帮助筹粮筹款，赈济灾民，为社会安定和商业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胡雪岩在官场、商场处处逢源，名声如日中天。很多人可能认为，胡雪岩这么做是图虚名，超越了商人追求利润的本分。事实上，名气和利益从来都不是截然两分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名气是一种厚积薄发的投资，它并不一定当时兑现，却终将得到应得的收益。很多时候，求利是商人的目的，名气则可以是商人求利的手段。身为商人的胡雪岩之所以那么热衷于以天下为己任，除了发自内心的道德追求以外，其实也恰恰是因为他看到了由此而来的巨大名声所蕴含的现实利益。有鉴于此，他从不轻易放过任何可以让自己声名远播的机会。

通过做慈善造势、扬名是现在很多商人、企业家惯用的手段。社会上对此多有指责，往往认为这些人的动机不纯。话虽如此，正如前面反复提及的那样，经商不是做此事，商人重利天经地义，但是，商人如果能够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通过适当的形式帮助别人、热心公益，同时借此为自己换取有益的声望和影响力，其实也是件利人利己、两全其美的事情，总比一味地损人利己强得多。胡雪岩就是这么一个善于通过慈善公益事业照顾公众利益，同时也维护自身利益的“平衡高手”。

太平军占领杭州城以后，为了收复这座重要城市，左宗棠督率的清军对杭州采取了长期围城的策略。城内的太平军因此失去了外来接济，杭州很快便被清军攻破。破城以后，胡雪岩受左宗棠委托，负责处理当地的善后事宜。胡雪岩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处理战场上遗留的大量尸体，这其中既有清军的尸体，也有太平军的尸体。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人死之后是一定要入土为安的。如果死后暴尸荒野，任由鹰吃狗咬，这是最不吉利的事情。从卫生防疫的角度来说，如果任由大量尸体暴露在外，腐烂发臭，就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疫病流行。因此，无论从文化的角度，还是从实际的角度来说，及时处理战后遗留的大量尸体，都是一件非常紧迫而且必需的事情。问题在于，这件事情虽然很重要，却几乎没有什么利润可言，还非常烦琐、麻烦，所以也就没人愿意主动承担。有鉴于此，左宗棠才把这个费力不讨好的收尸的任务交给了素有“胡善人”美名的胡雪岩。

事实证明，左宗棠没有看错人。领受了任务的胡雪岩不仅利用朝廷有限的拨款迅速组织了一支收尸队，还自作主张，无论清军，还是太平军，只要是死在战场上的人，全部舍给一口棺材。当然，这笔额外的费用是由胡雪岩自己掏腰包支付的。今天的人可能已经无法理解棺材对于死者的重要意义。在中国古人的观念当中，棺材就是死者在阴间的“房子”。人在阳世的房子是临时的，在阴间的“房子”却是永恒的，死后没有棺材的人就好比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是最可悲的。由于这个原因，过去的中国人非常重视棺材，达官显贵往往为此一掷千金，普通老百姓为了买口质量好些的寿材，甚至也不惜倾家**产。胡雪岩免费提供的棺材当然只能是最廉价的，按今天的观念来看，对死者其实也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这些廉价的棺材却温暖了在世活人的心。因为这件事，一时之间，胡雪岩成了老百姓街谈巷议中功德无量的“超级善人”，人气爆棚，方方面面都对他充满好感，就连太平军方面也不例外。这无疑为胡雪岩的生意提供了许多便利。

尽管及时进行了清理，大战之后的杭州城仍然出现了疫病流行的苗头。事实上，早在清军围城时期，城内的太平军就已经发生了传染病流行的情况，后来就连城外的清军也没能幸免。左宗棠就曾经向胡雪岩诉苦说，瘟疫一来，肥的拖瘦，瘦的拖垮，整个人马上就跟丢了魂儿一样，就别指望军队能打胜仗了。更何况，绵延不断的战争本来就会造成大量的伤员，这些人同样急须救治。在这种情况下，刚刚安抚妥当死人的胡雪岩又将善意的目光投到了活人身上。

当时，胡庆余堂还没开业，但他手里已经有了一整套通过芙蓉姑娘得到的祖传秘方。为了不埋没这些秘方，让它们充分发挥济世救人的作用，胡雪岩又自掏腰包，配制了不少“红灵丹”、“辟瘟丹”、“诸葛行军散”之类的中成药，免费送到曾国藩、左宗棠军中，同时也向杭州当地的百姓免费发放。一时之间，杭州城内疫病流行的苗头得以控制，原本不通医术的胡雪岩在人们的口口相传当中，成了药到病除的“活神仙”。这个名声传到了洋人的耳朵里，就发生了前面提到的让内索药的故事。

杭州之战以前，胡雪岩本人其实还无意涉足医药领域。整个杭州善后问题的处理，让胡雪岩充分意识到了医药领域蕴藏的潜在利益。于是，一件原本纯粹非营利性质的公益事业，成了胡雪岩新财路的良好开端。胡雪岩的那个时代没有广告，但是他的种种善行却充分起到了“广而告之”的作用。凭借在杭州积累的巨大声望，胡庆余堂还没正式开张，就获得了巨大的人气和广阔的市场。曾经受惠于胡雪岩的曾国藩、左宗棠对胡庆余堂的创办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支持，杭州城里的百姓自然也乐得照顾“大善人”的生意。

付出了就总会有回报，为了报答胡雪岩在收复杭州城，围剿太平军残部过程中筹粮、筹饷，以及兴办洋务，捐粮、捐钱等功劳，左宗棠决定给这位老下属、老朋友弄件黄马褂穿穿。受惠于近年的清宫戏，多数人对黄马褂恐怕并不陌生。按照清朝皇室的规定：

凡领侍卫内大巨，御前大臣、侍卫、乾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十大臣，皆服黄马褂。

除了这些皇帝身边近人按规定身穿黄马褂以外，某些人因为特定的功劳，也可以被赏穿黄马褂。赏穿黄马褂是一种特别的荣耀，一般人轻易得不到。事实上，就连左宗棠自己，也是1864年因为从太平军手里收复杭州，才刚刚穿上这件衣服的。

得了好处的左宗棠没有忘记鞍前马后的胡雪岩，黄马褂还没穿热乎的他迅即给皇帝上了名为《道员胡光墉（即胡雪岩）请破格奖叙》的奏折。奏折当中除了记述胡雪岩办理上海采运局务、购枪借款、转运输将、力助西征等数十项的劳绩以外，还长篇累牍地渲染了他对陕西、甘肃、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灾民的捐款、捐物情况。左宗棠在奏折里是这样评价胡雪岩的：

历年捐解陕甘各军应验膏丹丸散及道地药材，凡西北备觅不出者，无不应时而至，总计亦成巨款。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臣不敢稍加矜诩，自蹈欺诬之咎。

这样一来，胡雪岩既有军功，又有善举，再加上红得发紫的左宗棠极力保举，自然上人见喜，不但被皇帝赏赐了黄马褂，还得到了可以在紫禁城骑马的殊荣。这样一来，胡雪岩算是彻底翻身，摆脱了商人的卑微地位，甚至可以和巡抚大人平起平坐。随之而来的好处自不待言。今天的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当年胡雪岩的种种善行义举，究竟是一种纯粹的慷慨仗义，还是精明而有战略眼光的市场造势行为，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正如前面所说，即便胡雪岩的所作所为是带有目的性的，但他仍然在这个过程中照顾到了最普遍人群的利益，同时也保证了自己利益，从而实现了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今天的社会，类似这样的善行其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胡雪岩当年的种种做法，对今天那些渴望获得社会认可和影响力的商场人士而言，同样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