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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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武贤之破羌将军衔，据《赵充国传》，其神爵二年春撤军酒泉后即罢免。七年后又于甘露元年“复为破羌将军征乌孙，至敦煌，后不出，征未到，病卒”。前引四简所记，即辛武贤驻军敦煌前后之事，其详情，《释粹》已考述。又东汉末，段颖于建宁元年拜破羌将军，张绣于建安中任破羌将军，皆与此无涉。

由简57可知，甘露元年辛武贤以西河太守而拜为破羌将军，可补传记不足。此简文字前有圆点状标记，又据文意，说他报请准允假给其军队长吏以下某种事物，《释粹》误解为“请假”。汉时官吏请求休假曰宁告、取宁，不称请假。

简58，有明确纪年——甘露二年四月，酒泉郡泺涫县令向酒泉太守报告，奉诏书旨意，以骑马助传马，送破羌将军、穿渠都尉、使者冯夫人（冯嫽）军吏西去敦煌，马匹疲惫失散，请求太守关照县官帮助查找云云。

按此简非常重要。一是《汉书·西域传》，述乌孙公主解忧待者冯夫人与长罗侯常惠立大小昆弥之事，时间含混，无明确系年。此简证明冯夫人任“使者”，甘露二年初的二、三月，尚滞留敦煌郡。此后不见记载，推测她已赴乌孙。《西域传》云“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不出塞，还。”依此推断，乌孙大小昆弥之立，当在甘露二年后半。二是《西域传》说由竺次、甘延寿送冯夫人西行，此简则言与破羌将军同行、出入颇大，当以出土简牍为是。宣帝听取冯夫人关于乌孙内部的情报后，显然是采取文、武两手并举的策略，一方面命破羌将军万五千大军迅速至敦煌，重兵压境，以观动静。同时，派冯夫人出使乌孙贵族内部，晓以利害，很快使其内讧平复，军事手段与政治外交的配合，收到预期的效果。这次行动约始于甘露元年，宣帝亲自征询冯夫人并发兵征乌孙，皆在元年。其时常惠已屯戍乌孙王庭赤谷城。立大小昆弥之后，敦煌撤军（辛武贤病故），常惠返回内地，冯夫人不知是否留侍乌孙？次年即甘露三年，乌孙解忧公主以年老丧夫，奉诏回归长安。悬泉简有甘露三年十月乌孙公主经驿置东返的“过所”文书，其中无“冯夫人”名字。约二年末、三年初，常惠率三校尉再次出屯赤谷城，为大小昆弥划分地界、人民。宣帝黄龙年间，冯夫人曾再次出使乌孙。

关于破羌将军的这四枚简，虽然未提供有关羌人的任何信息，但辛武贤作为汉朝少数民族问题的专家和军人，亦曾参加神爵时的平羌战争，与赵充国齐名，然而其方略却迥然不同。辛武贤骁勇善战，恃强黩武，力主剿灭，缺乏策略。赵充国则总揽大局，审时度势，分别敌友，软硬兼施，故能稳操胜券。西汉时期，在国际外交、民族关系方面，往往是奏效致胜的，由赵充国的平羌策略，即可窥知其原因。辛武贤人品也有瑕疵，视赵充国为宦途政敌而施加陷害。见赵传。但这属于臧否历史人物，此且罢论。

《二年律令·贼律》整理刍议

1983年12月，由湖北荆州博物馆发掘之江陵张家山247号西汉早期木椁墓中，一次便出土了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的《二年律令》，以及其它《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历谱》、《遣策》等多种重要简牍本典籍文献，共计有竹简1236枚（不含残片）。[参见《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85年第1期。]

我国地下出土之简牍文字，百多年来基本是两种情况，一是古遗址发现当时正使用的以行政文书档案为主的残留，例如敦煌、居延汉简即是；一是古墓出土随葬的先世或当时的著作典章，如银雀山、马王堆汉及两湖的不少楚、秦墓。后者往往发现早已失传的完整的逸典秘籍，价值之钜，难以估量。张家山247号汉墓正属于这种情况，其《盖庐》、《算数书》，分别是汉初之前的兵家、算学专著，后世失传，今又复得。而《二年律令》，则是继江陵睡虎地《秦律》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将亡佚已久的《汉律》重现于世间。

按秦汉律法是中国古代由上古转入中古时的法律，在法制史是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其中，汉初律令沿袭秦制，而后经文、景、武、宣诸朝改革、完备，终于奠立了中央集权式国家律法之基础，此后虽代有增损，但成规不变。由于汉律和唐以前诸律俱已失亡，其源渊、发展与全貌湮没不明。清代经史考据成就可谓最著，唯律学式微不显。清末程树德留洋专学法律，积廿余年著汉魏等九朝律令，[见程树德《九朝律考》（此据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包括汉、魏、晋、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共九种律令辑考。]其汉律考用功最钜，搜辑散佚，钩稽考定，一代典章，所余不及全豹之十一。后我省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中，颇多汉律法制资料，乃当时正使用的律令原件，弥足珍贵。但这些文物，均属汉武开拓河西疆土之后的制度，又残章断牍，数量有限，研究者颇多，但多如雾山行旅，不得要领。现在有了《二年律令》，至少使汉初律法眉目已清楚。不仅可以探索秦、汉法制的联系，而且研究武帝以后律法的变革，乃至下启魏晋隋唐法律的轨迹，无疑是最直接可靠的规范、指南和钥匙。所以，这是中国古代史学、法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研究秦律、汉初律，也是研究敦煌、居延汉简的前提之一。我们治甘肃简牍，尤应扩大领域和视野，注意历史时空的纵横关系，此点不可不察。

一、《二年律令》的册式问题

按二年律令见载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一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下简称《竹简》）经整理发表，共有竹简526枚。

律的排次，贼律最先，次为盗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等，最末为津关令。贼律的首简，背面上端题署“二年律令”四字较大，上方亦染黑头符号。这应当是这二七律、一令的总名称。据整理小组研究，内中的具律，有“吕宣王内孙、外孙……”有罪可减刑的条款，吕宣王乃吕后之父，吕后元年（前187年）追封。同出之历谱，也终止于吕后二年。所以断定“二年”为吕后二年（前186年），其说甚是。高帝、惠帝时均无吕宣王事，文帝诛灭诸吕，律法中更不容许出现吕氏云云，故吕后二年说无大误，至少是该竹简本律令年代的下限，但不一定是制律的最初年代。

总名称署于首简背后，是为了自左而右收卷时，篇题露在册卷最外，便于昭示。《竹简》一书附录二·“竹简出土位置示意图”，图中所示该首简（即简一，出土号F14），确实位于册卷的最外围（按·所见为竹简的下端）。需特别指出，该书的此图细心画出1200余枚竹简出土时的原始放置状态。[这一示意图，可能是根据简牍出土状态的照片绘制的。

]这表明发掘、整理者对简牍的整理缀联是科学有方的。发表此图，并附以出土号、整理号的对照表，实属首创，对今后的简牍发掘整理，启益莫大。但我认为它还需增加一些必要说明。例如，图所示为简册的侧面的上下（天地）哪一头？各册是否一致？又编联情况如长度、枚数、内容，以及怎样收卷等等，均应一次交待清楚。

简牍册书一般呈卷状保存。关于收卷，《盖庐》据图示呈卷状，出土号G1—G55大致由外而内顺时针旋转，但内容是篇首位居册卷中心，篇末在外，故知此书从篇首即右端卷起向左收卷。图示的侧面是书简的天头。又《奏谳书》据图、表也呈卷状，篇的首、尾和收卷，与《盖庐》全同。看来前者55枚、后者228枚，都是从头到尾编缀成长册再收卷成一圆卷的。《二年律令》有别。526枚为《奏谳书》的二倍多，是通编到底？还是按律单编分开？或将单编的诸律令再缀联一起？《竹简》书中也未交待。其次据图，墓中二年律令呈较长而扁的状态，很像一个叠折的被褥，但也可能原来的卷状因位置挪动而拉长了。总之，二年律令的收卷、放置情况颇值得注意。

《二年律令》贼律共有竹简54枚，从现存的简数、容字、内容和保存来看，基本无缺佚。由于不知除了整理出的简以外，还有哪些残片，以及诸多原始情况，故以下各点质疑和补充仅供参考。

简三，文字残失过多，据捕律简一五一“捕从诸侯来为间者一人，拜爵一级”的内容，此残简“□来诱及为间者，磔。亡之□”，似可补为：诸从诸侯来或为诸侯来诱及为间，即来诱说策反，或作间谍探子；以及逃亡去诸侯国，或投降之，当论何罪云云。简一、二言据城池反叛并降诸侯，或不坚守而弃逃、投降诸侯，或谋反，皆处腰斩，并夷三族。此条言为诸侯耳目，助纣为虐，处磔刑（车裂），亦按谋反处置。做诸侯的游士说客、间谍和亡逃诸侯，可能还有别的罪目。此处，疑一简不足以容纳。又汉初诸侯反叛割据严重，更有勾结匈奴外患谋反事，如韩王信、赵相陈豨、燕王卢绾等。史汉本传载其“反，为寇”，“间使”匈奴，“与匈奴约共攻汉”。新出居延简《捕斩匈奴虏反羌购赏科别》有“生捕得匈奴间候”条（EPF22：225）。[见《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隧》（文物出版社，1990年7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94年12月）。]但不知二年律令原有无类似条款？

简一○，下端有残断，但文字内容似不阙。

简一四，顶端有残缺，视图版所缺为三个字。

简一七，《竹简》释文缺文作三方框，可补为“诸为书而误多、少其实，及误脱字，罚金一两。误，其事可行者，勿论。”所补参照简一二：“诸上书，及有言也而谩，完为城旦舂……”；和简一三：“为伪书者，黥为城旦舂”两条。

简四四、四五，开头的残缺，参照简三四后半，及简四一、四二的句型，补出“奴婢殴伤主父母、妻子者，弃市……”。后段，“其诟詈主、主父母、妻子、同产者，以贼论之”。前后共补九个字。

三、关于贼律的某些句读标点

古籍句读，涉及对内容的词汇、语法、意义的正确界定和理解。古律文，更是言简意赅，不容作随意解释。贼律释文的个别一些语句的解读，还需斟酌。仅罗列如次。先列出改动了的句读，然后说明理由。

简一，“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斩。”按此条“皆腰斩”为谋反罪，包含三种情况，以分号区别，而《竹简》作逗号。第一种情况是据城反叛并降诸侯，《竹简》反、降之间作逗号，易误解为二事。第二种是诸侯来攻而弃守，或投降，这是一种前提下的两种后果，《竹简》连读似不如逗开妥当。第三种为其它谋反罪。

简四、五，“其失火延燔之，罚金四两，责所燔。乡部、官啬夫吏主者弗得，罚金各二两。”《竹简》于啬夫、吏主者之间作顿号，非是。此条上文有贼燔城池、官府、仓库，和燔烧官舍、民居、财物，前者在城邑县官，后者则指在野的乡里。乡部、官啬夫，正是乡里、城厢负责治安、捕捉盗贼的官吏，即所谓“吏主者”。如果吏主者是单独的责任人，乡部、官啬夫岂非成为多余？

简六、七、八，“船啬夫吏主者赎耐”，“船啬夫吏迁。”此二处，均同前条不应加顿号，后者更足证啬夫即吏，二者是一。

本条后半：“其败亡粟米它物，出其半，以半负船人，舳舻负二、徒负一。其可纽系而亡之，尽负之，舳舻负二，徒负一。罚船啬夫吏金各四百。流杀[流杀，《竹简》释淹死。按流当释漂流、流矢之流，即渡般因洪流或驾驶原因而失控、覆倾、撞岸、落水造成之伤亡。]、伤人、杀马牛，又亡粟米它物者，不负。”《竹简》以半负船人为句，两处“徒负一”均作分号，皆不妥。因为舳舻和徒就是船人，而负二、负一是半负、尽负的内部承担份额，即分别承担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上述两种情况，渡船将粟米它物泡水淹没造成损失，和本可拴系固定而避免淹没损失，管理船人的啬夫吏均有责任，需罚金。最后，《竹简》将流杀、伤人连读，实际这是两种罪。这里援用数罪罚重不并罚的原则，既定罪流杀、伤，就不再承担粟米它物的损失责任。

简九，伪造皇帝信玺、行玺，腰斩徇市。《竹简》行玺、腰斩之间作顿号，盖为排版印刷误。

简一二，《竹间》首句应句断，作“诸上书，及有言也而谩”，即上书谩和有言谩两种罪。

简一四、一五，“诸诈增、减券书”，“为书故诈、弗副”。此二例，《竹简》皆连读。诈增、诈减是二罪，前者即下文所指“受赏赐财物”故大其数，后者则减少“以避负偿”。二者又分别与下文的“所不当得为”与“以避论”相对应。《晋书·刑法志》引张斐注律云[前文注引程氏《九朝律考》引此或作“张斐律表”。按律表说误。晋志云：“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颁新律。其后，明法掾张斐以注律，表上之，其要曰……”云云，下文又有“表陈之”、“上书”、“上奏”、“上言”、“上议”等、均指所上表奏，故当称《律注》。《竹简》之注释，引程书亦皆作《律表》，不妥。]：“背信藏巧谓之诈”。本条指偷改增减券书契约和文书的数字以谋私利。为书故诈，承前义，用数字蓄意不实的文书以讹诈。副，《竹简》释作文书副本。其实，券契一般是同样的数份，最少一式两份，各执以为信证。弗副就是不做券契的另份，与故诈改数字不是一会事，因此要句断开。但弗副似乎也带有讹诈的性质。

简一八，“或命熣谓鼷毒，诏所令县官为挟之，不用此律。”《竹简》诏字前，作句号。据文意，指诏书允许县官挟用的熣毒等。

简一九，“军吏、缘边县道，得和为毒，毒矢谨藏。即追外蛮夷盗，以假之，事已辄收藏。匿，及弗归，盈五日，以律论。”按，军吏指军事系统如都尉、校尉、司马、候、千人之类，缘边县、道，指边郡县行政民事。匿，是私藏匿不交，而弗归是其它如丢失、失盗、毁坏等一切不归回的情形。此二处，《竹简》皆连读。

简二七、二八，“其毋伤也，下爵殴上爵，罚金四两；殴同列以下，罚金二两。其有疻痏及□，罚金四两。”罚四两、罚二两之后，《竹简》却分别作句号、分号，而两种情况皆属殴击未伤人。殴击形成皮肤破伤肿瘀，按《竹简》的标点，它仅从属于殴击同级及以下，罚金二两之例。其实不然，下爵殴上爵也会有疻痏破伤的。所以只能这样理解：其一是不论下殴上、还是殴同列，有疻痏一律罚金四两。其二是有疻痏本身罚金四两，殴击另按未伤计算。这样，下殴上致疻痏便要罚金八两。

简三四，“贼杀、伤”，《竹简》均连读。杀人、伤人为二罪。又简三八、四九、五○等，亦同此，应与简二一至二六的体例、句读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