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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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早期佛像衣著具体特征与渊源演变的研究比较泛泛，云冈、麦积一期佛像衣著之关系亦存在误区。

其一，八木春生称麦积74、78佛所著“偏袒右肩”袈裟为“凉州式”，与云冈一期无直接关系。[八木春生《关于麦积山石窟第74及第78窟的建造年代》（何洪岩、魏文斌译），载郑炳林、魏文斌主编《天水麦积山石窟研究文集》上册第471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此论乃针对说麦积74、78之衣饰直接承受云冈一期而言。八木氏的最终观点是云冈一期→凉州二期→麦积一期，即间接的影响。他更认为麦积A式在塑造上有误，是秦州工匠对“凉州式”和“一般偏袒”（按或指全右袒）二者差别的误解而偶然产生的。实际上，麦积Ａ式无误，其他三式亦无误，都是十六国时期中国僧侣对印度右袒法衣著法的改造，即将右袒改为半右袒和隐藏式的半右袒。至于四式之间的微小差别，在僧律上是否有相应仪规要求？以及如前述这一时期的众多小型金铜石刻造像衣著的认识分析，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索。

其二，是错把麦积Ａ式和云冈Ｄ式混为一谈，对此，步连生氏最先发现麦积74、78佛衣左襟没有云冈20大佛之三角形折带纹，以证二者衣著不同，麦积另是一式，[步连生《麦积山石窟塑像的源流辨析》，载阎文儒主编《麦积山石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可谓卓识。正如前述，云冈20大佛左衣襟之水波纹形褶襞边缘，乃是左肩袈裟下垂的结果；而麦积74、78的佛衣包右臂肘自下而上斜搭左肩，故无褶襞。相同著法又见炳灵寺169~22和金塔寺东窟塔柱东、西、南三面主尊。东山健吾先生以为，云冈20窟佛衣之有褶与麦积78之无褶两种衣式在五世纪中叶并行。[邓健吾《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及早期石窟的两三个问题》，载《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文物出版社·平凡社，日文版1987年，中文版1998年。]但经审视，东山氏所举凡云冈20窟大佛以前诸像如太安元年（455）、三年（457）像皆属左领襟无褶即麦积Ａ式袈裟。又蔚县太平真君五年（444）坐佛衣著虽稍毁，仍可看清也属于A式袈裟的。因此，袈裟左领襟无褶襞，即A式袈裟，可以视为五世纪初至中叶十六国晚期秦、凉、、河州地区流行的佛衣法式之一。而西安的和平二年像（461），与云冈20大佛全同，属典型Ｄ式袈裟。至于大阪美术馆藏天安元年（466）冯爱爱造佛像，正面像右袈裟襟角半包臂肘，自下而上绕搭左肩后，但左襟明显刻出云冈式三角折带纹，约属Ｃ、Ｄ式的混合，而背面阴线刻坐佛则著Ａ式袈裟。可以看作是Ａ式向Ｃ、Ｄ式的过渡，特别是受云冈Ｄ式影响的结果。

（原载《麦积山石窟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年3月）

丝路羌中道开辟小议

近读有些同志的文章，将丝绸之路过今青海省境的一线即“羌中”道，归结为汉武帝时霍去病或公孙敖出征河西的路线[见刘光华：《汉武帝对河西的开发及其意义》，《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吴礽骧：《两关以东的丝绸之路》同前刊，1980年第4期。明确认为霍去病元狩二年春征河西的路线是：今临洮、临夏、民和、西宁、扁都口、山丹。]。这样认识，涉及古丝路羌中道的开辟，和汉代一些重大政治军事活动的史实问题，我借此谈点不同意见，祈希指正。

所谓羌中道，即从今甘、青交界之湟水西溯，穿行于古羌人聚居地，或北出今祁连山、抵张掖与河西大道交接，或复西进，出柴达木西缘，至新疆若羌、且末直接通连西域南道。此道乃河西丝路的重要辅线。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夏鼎、冯汉骥诸人在解放前和建国初期曾作过深入研究，黄先生称之为“土谷浑道”[参见黄文弼：《罗布淖儿考古记》（1948年）；夏鼎：《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莎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冯汉骥：《关于经西宁通西域路线的一些补充》，《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但我以为吐谷浑的出现是较晚的事，而此道在西汉宣帝（不是武帝）时业已打通，命名吐谷浑道似不如羌中道更切合历史序列。

按古人知由羌中通西域，所见文献记载最早数张骞初使大月氏。《史记·大宛传》曰：“汉方事灭胡，……因欲通使（月氏），道必更匈奴中，乃募……骞以郎应募使月氏。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留骞十余岁。……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亡归汉。”

张骞此行在武帝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间（前139~126年）。其实，中原西去大宛、康居、月氏所必经之河西走廊，已为匈奴右部休屠、解得、昆邪诸王占据堵绝。行此道必冒风险，张骞是有所准备的，结果亦如所料。但他返回时接受了教训，傍南山，欲从羌中归。汉时“南山”即今祁连山，与汉时之“祁连”有别。他大概是潜入了河西西部，沿今祁连山脚欲从某处山口穿入青海羌中地，然后东出河湟返回故地。由此可得到两点启示：

“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也正是由于匈奴、羌中二路同样艰难险绝，而连年探索蜀道渺无结果，才促使汉武帝决心用武力打通河西走廊。

武帝通西域以后，今兰州以西的民族地理分野，大致以河湟、南山为界，以北为匈奴，以南为羌族。初，匈奴与羌接壤而交往密切（时月氏、乌孙已西迁）。武帝设四郡[此据《史记》、《汉书》。据考古学的证明，武帝时仅设张掖、酒泉、敦煌三郡，武威郡为宣帝初年设。]、据两关，主旨在于北逐匈奴，隔断羌、胡。至昭帝置金城郡，则在于堵截羌人东出北上，最终斩断羌、胡的直接联系。

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汉军两次出击河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说者或引是年春、霍去病攻焉支山之役，以为骠骑此行打通了羌中道。但查《汉书·霍去病传》，事实却并非如此。传曰：

“元狩二年春，为票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上曰：票骑将军率戎士，逾乌盭，讨脩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

夏，“去病出北地，遂深入……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上曰：票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鱳得，……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鹰击司马破奴再从票骑将军斩遬濮王，捕稽且王，……校尉高不识从票骑将军捕呼于耆王。”

据这段记述，票骑春天之战的行军途次是：陇西——（乌盭——遬濮——狐奴）——五王国地——休屠王地——昆邪王地。其中，乌盭等三地和焉支山约在五王国途程中；战于皋兰，亦可能为五王国属地，据文义，此役似在出击的结尾阶段。五王国，指诸匈奴小王领地。综合两役，计得折兰、卢侯、遬濮、稽且、呼于耆五国，与记载及所谓五王母之数正合。汉军春征过遬濮，夏征时再斩遬濮王。同传张晏注：“折兰、卢侯，胡国名”；师古注：“折兰，匈奴中姓也”。固知此五者皆匈奴中国地名。又传曰匈奴单于怒恨昆邪、休屠二王数战失利，多亡失，欲治之罪云云。故此五国或又为昆邪、休屠二名王所隶属，其地望当在酒泉、张掖、武威以东以北。春夏所过其它地名，均音译，多已不可考。唯乌盭，颜注盭为古戾字，疑乌盭即唐时会州之乌兰山，山势险要，西连苍松，北临河，后周、隋唐曾设关、县、渡桥。兰，古读同连：庆，又读列。兰、连、列、戾，古音近似，皆一声之转。此推测如不误，则骠骑春天出兵当自陇西西北行，即从今临洮——兰州——永登——古浪的方向攻入河西，或者是沿祖厉河的方向渡黄河，顺着腾格里沙漠南沿插入今武威地区。夏天的路线，出发点在北地，途中经居延海，似偏北而行。但斩遬濮王，获五王母，似乎又与春天路线部分重合，这也许是去和返所行路线不同所致。要之，这两次出兵皆向西北方向挺进，即由匈奴中通过，无一语涉及过羌中。

羌中道的开拓，我以为与征羌人的战争有关，约自武帝元鼎时开始，至宣帝末完成。

西汉西部羌人的分布，除西域天山南麓及川、滇以外，主要分布于甘、青二省。据汉书武纪、地志及赵充国传，在今青海东部河湟地区有先零、烧当、大开、小开诸羌：青海湖及西侧水系有罕开等羌；柴达木西部有狼何种羌，以上通称西羌。祁连山内亦分布诸羌，称南山羌或南羌。汉自占据河西以后，羌、胡间曾几度谋图恢复联系。元鼎五年（前112年），“西羌众十万反，与匈奴通使”。时河西初通，所受威协极大。于是，元鼎六年汉于河西初置酒泉、张掖郡：同时发数万人“筑令居以西”塞。令居在今永登西。令居以西的边塞，过去或以为西北行至酒泉止。但细审《史记·平准书》、《大宛传》、《汉书·西域传》、《张骞传》等所述，筑令居塞与置酒泉郡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令居塞是通向青海的塞防。《后汉书·西羌传》于此记载更详，曰：元鼎六年“汉遣将军……将兵十万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渡河湟，筑令居塞”，“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这条塞防的走向也极清楚。虽然我们尚缺乏考古学上的证明，不知其伸展至何地？但很可能沿今大通河（汉浩亹水）流域，或与湟水之间向青海湖延展，其作用明显是为防范羌人向东北方向侵扰、移动，保护河西诸郡与通道的安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活动一开始便和河西道的开拓相辅相成，它大约延续了数年，当时的河西地区也正是积极地建郡、移民、筑塞、屯田与布署军事力量的时期。而令居塞的建设，是汉军民首次大规模进入羌地，可看作是开通羌中道的第一步。

宣帝初，先零羌首先趁汉对匈奴作战之机，纷渡湟水，进逼金城、武威一带。元康三年（前63年），诸羌突然和解，赵充国分析此必受匈奴指使。神爵元年春（前61年）诸羌果然大叛，汉遂决心再次征羌。按宣帝与酒泉太守等的军事布署，河西武威、张掖、酒泉诸郡骑步军，分两道或三道南出张掖、酒泉，赵充国则将兵自湟水西上，先合师击罕开羌。充国不从其计，先出击先零，再进至罕开羌地，罕开受招抚，乱遂平。充国复留兵屯“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修缮武帝时鄣塞，“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分屯要害”，“使兵弩，饬斗具，烽火幸通”，“以制西域”；并设置金城属国以统辖诸羌族。

这次重大军事活动的一个积极结果，是彻底打通了羌中道。《汉书·赵充国传》对战役路线和胡、羌间的交通记述甚详，悉引如次：

“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阮，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充国以为，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执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

“充国至金城，……渡河，……骑候四望陿中亡虏，夜引兵上至乐都，……遂西至西部都尉府”。

“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将婼（羌）、月氏兵四千人，亡虏万二千人，赍之十日粮，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开羌，入鲜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将军（按指赵充国）可千二百里，将军其引兵便道西并进”。

上述记载，至少说明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武、昭以后，胡、羌隔绝，其联系交往主要是取道西域，通过羌西的狼何、小月氏东入羌中进行的，也就是说西域与羌中道相通连，其往来活动十分频繁。匈奴绕道羌中所过之地，沙阴，指漠北，出盐泽，似匈奴使者先西至车师、鄯善以东，由今罗布淖儿南出，绕过河西诸郡及西关；长阮，阮字多作低洼地，可能即今柴达木盆地。穷水塞，疑武帝所筑令居以西塞名之一，当偏西。属国，即金城属国，神爵二年置。但充国言此事在神爵元年，盖史家追述口吻，恐非原话。与先零直，指与先零交接，先零在河湟间，正当令居塞以南。另一种说法以为属国乃张掖属国，沙阴地为居延流沙，长阮为汉长城或居延遮虏鄣，穷水塞在羌谷水（今黑河）流域[参见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版第211页。]。但这种可能很小。匈奴使者由北方如先西至盐泽，就不可能再东至居延，如此东西折忽往复，很令人费解。且所说皆汉屯兵重地，怎容由北而南插入羌中？又分张掖以北黑河沿岸汉长城至少有十塞之多。居延汉简俱载其名，何独不见穷水塞？而张掖属国远距湟中，又如何与先零羌相接？此种种疑问，均无法解释。故匈奴使者所行必先去西域，复南下阳关西南，再沿羌中道向东进入河湟流域。而赵充国则由东而西，经兰州、湟水、大峡（汉四望峡）、乐都进至青海湖东（金城西部都尉治今湟源一带），复经先零、罕开地进至青海省中部，打通羌中道的东段。西段，则为西路军同时打通，详后文。后来，刘宋高僧昙无竭至河南国（西秦）、出海西郡（青海湖）、入流沙（罗布淖儿、白龙堆）、至高昌（新疆伊吾）；北魏宋云经赤岭（日月山）、过吐谷浑（青海中部）、西至鄯善；高僧阇那崛多西来中华，经于闻、过吐谷浑、至鄯州（乐都）；唐初征逐吐谷浑西进且末等，都大致走此线。

三、宣帝时既辟通羌中道，随之即筑塞、屯兵、垦田，实行战备警戒，措施与河西塞防全同，与四郡塞防并有“北塞”、“西塞”之称。重筑羌中西塞，一方面是为了镇抚羌人，另方面也保证了羌中、河西二道的畅通。又其时匈奴与汉激烈争夺西域，羌中道路、塞防的建设，对于辅助河西道，控制西域，具有战略意义。赵充国论羌中通路、屯田曰：“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是很有远见卓识的。后王莽设西海郡，续筑边海五县鄣塞，亭燧相望，大要在维持此线。但莽败，羌人还侵青海以东，大攻金城、陇西，此道遂断绝，而西域亦不通。

重要的交通线，是经济、文明在一定地理条件下长期交往的结果，同时，像丝路河西、羌中道这样重要通道的形成，又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军事诸因素。在丝绸之路的研究中，羌中道是个薄弱环节，还需要在文献、考古、民族、地理学方面加强。上面只就其开辟历史谈了点不成熟的看法，其它的就暂不涉述了。

（原载《西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