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第1章（第2页）

这道遗命也是努尔哈赤口授的，内容是要求阿巴亥在汗王死后殉葬。遗命中说，大福晋丰美仪而心未纯善，常拂上意。汗王在时尚可制住她，而死后恐乱于国。因此，“我身后必令之殉”。这样的结果大出阿巴亥的意料。她不知道这道遗命真实与否，也不知道这道遗命是早已准备好的，还是在她口传汗王遗命后，四大贝勒拿出的一种反制措施。总之，她一下子被推向了绝境。尽管阿巴亥是一个聪明机巧之人，但她忘了一点，权力是荣耀，也是凶险。一方面是荣华富贵，另一方面则是祸福难测，甚至引来杀身之祸。

阿巴亥当然不愿死，她对汗王的这份遗命同样表示怀疑，可四大贝勒手握重权。他们可以质疑她，而她却质疑不了他们。尽管她身为大福晋，享有国母之尊，但全无用处。万般无奈之下，她提出两个孩子年纪尚幼，需要照顾，请求诸贝勒放过她。阿巴亥说的是实情，当时她的三个儿子，除了阿济格十九岁，已成年外，多尔衮和多铎，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都还年幼，但问题在于严酷的权力斗争没有丝毫的温情和怜悯可言。四大贝勒心中清楚，阿巴亥是一个危险的对手。除了汗王大福晋的身份外，她的三个儿子中，长子阿济格掌管镶红旗，次子多尔衮、三子多铎分别是正白旗和镶白旗旗主，在八旗中占了三旗，其势力超过了所有的贝勒，包括掌管两黄旗的皇太极。如果让她存在下去，将来他们母子内外结合，这对于任何人都是极大的威胁。因此，阿巴亥必须死，不论她是否口传遗诏，结果都是一样的，而口传遗诏只不过是加速她的死亡而已。

据《清列朝后妃传稿》载，在诸贝勒的苦逼之下，“大妃于辛亥（八月十二日，即努尔哈赤死后第二天）辰刻以身殉焉，年三十有七，与上同殓”，临死前，她哭着对诸贝勒说：“吾年十二事先帝，丰衣美食二十六年，何忍离也，但吾二幼子，多尔衮、多铎，幸恩养之。”后自缢而死，一说用弓弦勒亡。

阿巴亥死后，她口传的遗命自然不作数了，之后皇太极登上汗位，多尔衮也失去了第一次称汗的可能。为此，他耿耿于怀，许多年之后，当他成为摄政王后，仍没忘掉这件事，并公开指责皇太极的汗位系“夺立”，显然这口恶气仍未出掉。

皇太极登上汗位后，在位十七年，崇德八年（1643年）驾崩。皇太极一死，多尔衮的机会又来了。如果说，多尔衮第一次与汗位擦肩而过，那时他尚年幼，看着母亲被逼生殉，他内心万般痛苦，却无法改变，只能以泪洗面。然而，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此时的多尔衮已经三十二岁，不再是年幼无知的孩子，而且在皇太极执政期间，他先后参与征战蒙古察哈尔部和朝鲜，并在松锦之战中击败明朝著名将领洪承畴，立下无数军功，其羽翼渐丰，在八旗旗主中地位显赫，并位列亲王，成了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

然而，要想登上皇位并非易事。由于皇太极生前没有立嗣，皇位的继承便由诸王共举。当时，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不在少数，然呼声高者有三，即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和肃亲王豪格。在这三人中，代善虽然年资最高，但由于犯过错误，受过处罚，自感不足，努尔哈赤死后，他主动让位于皇太极，如今年事已高，早对皇位失去了野心，因此对于多尔衮来说，他最大的对手只剩下豪格了。

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时年三十五岁，与多尔衮是叔侄关系。虽然他辈分小于多尔衮，但年龄却比乃叔大三岁。豪格久经战阵，军功突出，作为皇长子，在这场皇位争夺中，他得到了上三旗的誓死效忠。所谓上三旗，为正黄、镶黄和正蓝，由皇帝亲统，体制高贵，地位优厚，乃皇帝亲兵。皇太极死后，为了确保自身优势地位不变，上三旗誓死拥立豪格，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向。这是豪格的一个优势所在。

不过，相比之下，多尔衮的实力也不弱。支持他的有正白、镶白两旗，还有他的胞兄弟英郡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也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除此之外，多尔衮还有一个优势，即太祖（努尔哈赤）死后曾有传位于十四子的说法，尽管这个说法是由大福晋阿巴亥口头转述，并没有得到认可，但这毕竟也是一种无形资本，为他增添了筹码。

除了以上五旗各自站边外，剩下的三旗（正红、镶红和镶蓝）尚在观望之中。不过，镶蓝旗旗主、郑亲王济尔哈朗暗中倾向豪格，而由代善父子统领的正红、镶红两旗中也有多人拥戴多尔衮，包括代善之子硕托和代善之孙阿礼达。

双方势均力敌。据《清史稿。索尼传》记载，太宗（皇太极）驾崩五天后，多尔衮曾召索尼至三官庙商议册立之事。索尼是清朝开国功臣，时任正黄旗甲喇章京（相当于参将），为正黄旗重臣。多尔衮找他来，就是为了试探他的态度，没想到索尼旗帜鲜明，一口咬定，先帝有皇子在，要立就立皇子。

索尼的态度当然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了两黄旗的立场。多尔衮一听便深感事情棘手。果然，次日开会讨论继位之事时，两黄旗便提前布置。索尼前一晚已得知开会的消息，便与图尔格、图赖和鳌拜等两黄旗大臣盟誓于大清门，誓死拥立豪格，并布置两黄旗兵马围住大殿，形成威慑。

第二天开会的地点是在崇政殿的东庑殿（时皇太极棺木尚停放在殿内），诸王到达后，各按本旗位次而坐。会议一开始，气氛便极为紧张。索尼、鳌拜等两黄旗大臣抢先发言，认为父死子承，非皇子不立。多尔衮见此，并不慌张，尽管两黄旗大臣有备而来，但他早有准备，声称太祖有命，由八王共执国政，臣子不得发言。意思是说，你们资格不够，别在这里乱起哄。索尼等人无言以对，只好退下。剩下来参会的只有诸位王爷，而在诸王中，多尔衮的胞兄弟就占了三人。形势随即发生逆转，开始有利于多尔衮了。

此后，英郡王阿济格（多尔衮的胞兄）和豫郡王多铎（多尔衮的胞弟）先后发言，主张由多尔衮继位。多尔衮沉吟不语，正在考虑如何回应，多铎急了，说：“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所谓太祖遗诏是什么？并不清楚。或许是努尔哈赤生前留下了一份关于继承人的名单，也未可知。多尔衮说：“肃亲王（豪格）也在遗诏，不独王（多铎）也!”从他这话判断，遗诏上的名字可能有多人。

多铎说，不立我也行，论长当立礼亲王（代善）。

哪知代善马上就推辞了。他说，睿亲王（多尔衮）答应继位，这是国家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了，哪能任此重任啊？

代善是会议的主持者，他的话虽然两边都不得罪，但仔细玩味，却话中有话，已有倾向于豪格之意。

这一来，豪格的砝码加重。本来局面大好，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豪格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他看到局面翻转，以为事成定局，便故作姿态，假意推让，声称自己“福薄德浅”，难胜大任，并退出了会议。

豪格这样做当然不是要放弃皇位，而是以退为进，欲擒故纵。当年，他父亲皇太极就是这么做的。当时大家要推他继位，他便一再推让，直到众人反复劝进，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半天，等到做足了秀才欣然接受。自古谦让就被视作君王的美德，这是一种权力的游戏。然而，玩这种游戏也是有条件的。豪格不是皇太极，皇太极谦让有人劝进，可豪格就不一定了。果然，他一退出大殿就后悔了，因为诸王中根本无人来劝。这一来，麻烦大了，他退出去便进不来了。

眼看局势不妙，两黄旗大臣便一齐佩剑入殿，以死相挟，声称我们受先帝皇恩，如果不立先帝之子为君，我等宁可一死，追随先帝于地下。

面对两黄旗的咄咄逼人，代善以年老不干预政事为由，甩手而去。此后，双方陷入僵局，谁也不肯让步。会议持续多日，最终有人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即由太宗的另一个儿子，六岁的福临继位，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共同辅政，分掌八旗兵马。这个方案对双方来说，都有所迁就。一方面满足了两黄旗立太子的主张；另一方面，对多尔衮来说，排除豪格，而他作为辅政之一，执掌朝政，也是可以接受的。于是，双方各退一步，问题才勉强解决。

据《沈阳状启》和《清实录》中说，提出这一方案的是多尔衮，称他“思谋出奇”，主张“当立帝之第三子（应为第九子，指福临）”，但也有专家表示反对，认为提出这一方案的并非多尔衮，而是济尔哈朗。尽管这一说法存在争议，但结果对多尔衮都是一样的——在事隔十七年后，他再一次与皇位失之交臂，而且这一次是他距离皇位最近的一次。

福临继位后，关于多尔衮与皇位的话题并没有结束，相反却引起更多的议论。应该说，多尔衮让位于福临，是情势所迫。在当时两派“定议之策，未及归一”的僵持局面下，如果坚持不退让，势必引起内乱，这是事实。但是，除了这个因素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在起作用呢？皇太极有十一个儿子，除了早死的三个外，尚有八子。那么，为何在剩下的八子中，单单选中了福临而不是其他皇子呢？如果说，多尔衮想挑个年幼的皇子继位便于控制，那么，在福临之下，尚有五岁的第十子韬塞和三岁的第十一子穆博果尔。这其中原因何在？是不是另有玄机？

答案是肯定的。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即便天上掉馅饼，也不会无缘无故地砸到头上。众所周知，同样生在帝王家，都是龙子龙孙，但皇子和皇子也不一样，有时甚至是天壤之别，原因自然各不相同。而福临上位，拼的是娘。

福临有一个好母亲，她的母亲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孝庄太后。孝庄太后名叫布尔布泰，出生于蒙古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该家族的老王爷，即科尔沁部的首领莽古思，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曾先后将自己的女儿哲哲，还有两个孙女布尔布泰和海兰珠嫁给了皇太极。姑侄三人同时嫁给一个人，虽然有悖于汉族伦理，但对北方游牧民族来说不是问题。在莽古思把女儿哲哲和孙女布尔布泰嫁给皇太极时，皇太极在努尔哈赤的子侄中并不是最突出的，在当时也不会有人想到日后他会荣登大宝。因此，要说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是有远见的，一点也不夸张。此后，皇太极继承汗位后，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又把另一位公主海兰珠（布尔布泰的姐姐）嫁给了皇太极，进一步巩固了与爱新觉罗家族的关系。

崇德元年（1636年）七月，皇太极改清称帝后，册封后宫五大福晋。在这五大福晋中，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一门姑侄就占了三人，即中宫大福晋哲哲，东宫福晋海兰珠和西次宫侧福晋布尔布泰。虽然在五大福晋中，布尔布泰排名最后，但排在前两位的中宫哲哲和东宫海兰珠，一个是她的姑姑，一个是她的姐姐，这样的背景让她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布尔布泰产下一子，即皇太极的第九子，名为爱新觉罗。福临。在皇太极诸多的皇子中，福临地位尊崇，原因在于他的母亲位列五大福晋之中，虽然不是正宫所出，但较其他皇子仍要高出一头。因为包括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在内，都是庶妃所出，无法相比。正宫大福晋哲哲一直没有产子，东宫福晋海兰珠虽产有一子（皇八子），但命运不济，产下数月便不幸夭折，连个名字都没落下。五大福晋中另两位福晋也没有皇子，只有布尔布泰生下了福临。因此从正宗角度而言，福临最有资格继承帝位，何况他的母亲还是后宫中势力很大，并得到中宫大福晋哲哲全力支持的科尔沁后妃呢？

由此可见，福临登上皇位，并不令人意外。意外的是多尔衮，居然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一现实。就算皇太极死后，由于各方力量相持，他不得不扶持福临继位，那么随后几年情况则完全不同。特别是清军挥师入关后，多尔衮的威望和影响已达顶点。不仅废除了八王共治的制度，而且排挤掉了另一个辅政的大臣济尔哈朗。他还逼死了豪格，把自己辅政头衔改为摄政，并废除诸王分管六部的旧例，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自己一人之手。后来礼亲王代善病逝，朝中更无制约他的力量。此时的多尔衮可谓乾纲独断，一言九鼎，诸王贝勒、满朝文武已无出其右者。此时的他完全可以废掉福临，君临天下，把失去的皇位重新夺回来。而且他似乎也有过这样的打算，据说他私下里已准备好了龙袍，但最终并没有这样做。

那么，原因何在？历史上有各种说法，而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便是他与孝庄太后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隐秘传闻。

其实，关于多尔衮与孝庄太后之间的事，正史并无记载，更没见到确凿的文献资料，倒是稗史轶闻流传甚广，其中《清朝野史大观》中就有多处记述此事。

其一，多尔衮建都北京后，迎顺治母子入京，其“出入宫禁，时与嫂侄居处，如家人父子然”。当然，那时福临还小，并不懂事，但孝庄太后盛年寡居，认为多尔衮功劳大，且把帝位给自己的儿子，非以身相许不足以报答，“是以遂通焉”。

其二，多尔衮把世祖（福临）迎至北京，与大学士范文程密议，让太后下嫁于己。于是，范文程便在朝上提出倡议，说摄政王功高望重，而又谦虚自持，道德之崇高，确实为古来所无。我们的皇上虽然想报答，又没有办法报答。不过，摄政王既然把皇上视作亲生儿子，那么皇上就应该把摄政王看作自己的父亲。众说可乎？

众答可。

范文程又说，摄政王最近死了王妃，而皇太后又寡居无偶。皇上既然把摄政王看作父亲，就不能让父母分居两处，应该请摄政王与皇后同居一宫。

众又说可。

于是，群臣纷上贺表，由朝廷颁布恩诏，把这一喜事诏示天下。诏文节略如下：“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贵为天子，以天下奉养太后，只能奉养太后之身，无法奉养太后之心，而圣母因丧偶之故，整天处于愁烦忧郁之中，如此又如何教天下人行孝道呢？皇叔摄政王现刚鳏居，其身份容貌为中国第一人。太后颇愿纡尊下嫁，朕顺应母亲的意愿，敬谨遵行。一应典礼，令相关部门妥为筹办。”

其三，孝庄皇后下嫁睿亲王，以国母之尊，竟以嫁叔，不以为嫌，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也。顺治朝有国母下嫁礼仪请旨奏章，顺治三年（1646年）后，群臣上奏都称多尔衮为“皇父”，他的名字与皇帝名字并列。当时上谕也称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摄政王死后，其丧仪与皇帝同，并被尊为“成宗义皇帝”。此后，太后出居睿亲王府直至去世，而且死后也没有与先帝合葬。

以上诸条，言之凿凿，不容你不信。当然，除了《大观》一书，清人蒋良骐的《东华录》上也说到顺治临朝后给多尔衮定罪时，有“身到皇宫内院”一语。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下嫁”真实存在，为何不见正史记载，而那些所谓的诏书、奏章又至今无人见过？对此，野史中也有解释，说是乾隆朝时，大臣纪晓岚看到此事的记载，认为此类丑事不应流传，于是请示乾隆帝，将其删除，因此后世便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了。

对于这些说法，有人深信不疑。有好事者甚至凭空附会，认为早在皇太极在世时，多尔衮与太后就有了一腿，而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之所以支持福临继位，也与私情有关。还有人大胆假设，认为皇太极的死，也可能是多尔衮和太后合谋暗害所致。当然，这种说法已近于荒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