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处理和最高法院关系的艺术（第1页）

处理和最高法院关系的艺术

尼克松看到，他在国会会不断受到民主党的干涉，要想在国内立法上有大幅度变化的可能性很小或根本不可能。但是如果能对最高法院进行有效的改造，那么联邦政府的这一第三支力量就能成为他手中有力的筹码，使权力的天平朝着有利于总统而不利于国会的方向倾斜。因此，在尼克松的治理方案中，除外交事务外，第二位重要的是对最高法院的改组，他想通过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严格讲究主义的最高法院来提高他改善国内局势的能力。

与民主党信奉自由立宪不同，共和党主张严格立宪。尼克松理想中的最高法院将是由“对成文法律作严格解释的人”和“立宪主义者”组成，而不是像最高法官威廉·道格拉斯那样的社会工程师的集合体。也不能有种族或少数民族的席位。为实现这一理想，尼克松采取以新换旧的办法，去掉他不喜欢的最高法官，代之以他所中意的人选，通过人事变更来达到建立尼克松最高法院的目的。

第一步是更换最高法院的首席最高法官。50年代和60年代，厄尔·沃伦一直任首席法官，在他领导下，最高法院在政治上空前活跃。像许多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保守派一样，尼克松感到这是有些最高法院法官在利用他们解释法律的权力根据自己的社会观、政治观和思想意识来改造美国社会、他从内心里不赞同这种做法。所以到1968年总统竞选之前，年逾77岁高龄的沃伦向林登·约翰逊递交辞呈时，一场争夺首席法官职位的斗争就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展开了。

在尼克松看来，沃伦提出辞呈和约翰逊提名他的密友阿贝·福塔斯为首席法官候选人，很显然是打算把最高法院的人选两步并作一步来解决。如果这一设想成功，那么就意味着即使民主党不当政，它控制最高法院的局面仍将维持下去。对尼克松来说，他当然不愿意自己执政时既要面临一个唱反调的国会，又要受制于一个不忠于总统的最高法院。根据以往的经验，阻止这项提名的最好办法是证明被提名者存有不可容忍的缺陷。福塔斯自1965年经约翰逊委派到最高法院工作以来，曾为约翰逊办过一些私人的和政治性的事务，这显然破坏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另外，福塔斯曾接受美利坚大学的讲学费115万元，等等。在尼克松的敦促下，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和保守的民主党人利用这些被快速曝光的丑闻阻止了对福塔斯的确认。

尼克松一当选总统，就开始考虑接替沃伦的人选，并确立了五项选择标准：下一任首席法官必须有高度的法律头脑；按他的年龄来说必须至少还能任职十年；如果可能，他应该具有开业律师和上诉法院法官两方面的资历；他必须大体上同意尼克松本人的观点，即最高法院应该解释宪法而不是以司法命令来修正宪法；最后，他还必须具有特殊的领导本领，能够解决同事之间的分歧，从而使最高法院尽可能经常在一些重要案件上意见一致，态度明确，或者至少能有代表大多数人的愿望的坚定意见。除了在此之外，尼克松还特别注重选择忠诚可靠的人，被提名者必须经得起白宫工作人员和联邦调查局的审查，将来能够忠实有效地按照总统的意图行事。

依据上述标准，尼克松选中了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的共和党法官沃伦·伯格。早在1952年共和党内为总统候选人提名进行激烈角逐时，伯格就率领明尼苏达州代表团从原先支持塔夫脱转而支持艾森豪威尔，由于这一忠诚表现，他在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政府期间成了司法部副部长和上诉法院的法官。在摸清伯格愿意得到首席法官的提名的基本意向后，尼克松派司法部长米切尔同伯格详细交底。要他务必成为一位尼克松式的最高法官；一位严格实施法治的人士，一位能出成果的政治家，一位致力于消除沃伦时代最高法院错误的法官。伯格向米切尔和尼克松保证，他一定按上述要求去做，而且要做得更好，当尼克松需要时，他甚至愿意让出自己的位子来。

在得到伯格的明确承诺后，尼克松就为完成这一人事更替做周密的策划和准备。他事先对这项任命严格保密，直到他正式宣布提名的时刻，才让伯格及其家人突然出现在白宫政府官员和记者面前，这样就产生了他所期望的出其不意的新闻轰动效应，伯格也因此而顺利地得到了参议院的确认。尼克松有意让伯格的任命受到外界最大的重视，他要借此表明，沃伦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尼克松式的最高法院已经诞生。

尼克松不满足于更换一个首席最高法官，他希望给最高法院实行最大限度的“换血”。他的第二步工作是替换一般的最高法官。开始时尼克松把目标瞄准威廉·道格拉斯，他认为后者是自由主义理论家，象征着沃伦最高法院的一切错误。约翰·米切尔受命开始搜集有关道格拉斯一些非法收入的材料。就在这时，《生活》杂志载文披露了最高法官阿贝·福塔斯新的丑闻。尼克松分析这虽是林登·约翰逊的政敌在对这位前总统作马后炮式的攻击，但却给了自己一份意外的礼物，他有可能给最高法院再补一个缺位。这样，尼克松放下别的工作，集中精力处理撤销福塔斯在最高法院职务的问题。

这回尼克松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他为厄尔·沃伦精心安排了一次光荣引退的仪式。在白宫的宴会上，沃伦作为上宾，他的所有孩子作为特邀嘉宾与总统共进晚餐，在场作陪的还有现任和前任最高法官、著名人士和内阁成员。尼克松向沃伦敬酒时，显得格外宽厚大度、彬彬有礼，丝毫没有流露出他对这位加利福尼亚的对手的不满之色。不久米切尔带着有关福塔斯的证据前往沃伦处，给他提供一个报答总统亲自主持他的退休事务的机会。不消几天沃伦就把这项工作干得很出色，他说服了福培斯提出辞呈。

由谁来接替福塔斯，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展开丁一番更为激烈的斗争。尼克松让他的新闻秘书罗思·齐格勒对媒介宣布，我们只提升那些有实际司法经验的人。实际上，他在遴选最高法官时坚持把握两点：一是信仰严格立宪的保守派，二是南部的真正代表。他认为目前最高法院的成员构成不合理，15年来信仰自由立宪的人士占有大多数席位，而信仰严格立宪的人士只占少数。除了哲学观点的不平衡外，还有地理上的不平衡，全体最高法官中，有四位来自东部地区，一位来自中西部，两位来自西部，只有一位来自南部，而南部地区居住着美国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尼克松想借最高法院的人事更替把这种存在于法官中的哲学观点和地理分布的不平衡一并解决。另外，通过安插南部出身的法官来扩大他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他深知，在东西两大势力集团的较量中，取得南部势力的支持十分重要，正如同他在竞选中所做的那样，他把获取南部的支持当作一种重要的战略来实施。为了让他提名的南部法官入选最高法院，尼克松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但都未能如愿以偿。先后换掉了最高法院的四位最高法官，应该说是尼克松的得意之作，但没有塞进一位南部出身的最高法官，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