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第三章 曾国藩的圆融之道（第3页）

曾国藩就是这样向他的上司——皇帝和清政府表达他的愿望和要求的。这也是以柔克刚之一法，清朝廷果然准奏，杨、李所部仍旧归曾指挥。

面对领导，凡事须保持低调，讲究以柔克刚。杨修自恃聪明才高，而不识时机乱下断语而触犯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就是很好的反面例子。凡事讲求中庸，委婉圆柔，才能融入人群，走进社会。英国的著名首相丘吉尔，在对英国国王所表现出来的委婉，无疑都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灵活处理意外情况

曾国藩语录：君子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

译文：君子在面对大的困难从不畏惧，看到闪光的刀刃放在面前就像没看到一样。

大家知道，世界纷繁复杂，许多事情随时都在发生变化。曾国藩认为，面对这错综复杂的环境，做大事者必须善于处理变乱。处理变乱的基本点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善于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应变，不拘泥于成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多变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去解决问题。二是要跳出思维方法的固定模式，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全方位地看问题，不怕突发的事变。三是要临变不惊，临乱不慌，处理变乱要有恒心，有决心，有勇气，不能手软心慈。四是应当多注意总结、分析，在变乱发生之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不至于事到临头，还不知如何应付，这样就会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局面。五是面对变乱要积极地寻找处理变乱的方法，而不能慌不择路，毫无根据可循。

宋朝的李允则有一次在军中举行酒宴，而甲杖库起了火。李允则仍然饮酒作乐不停。没过多久，火被扑灭了。李允则暗地里派人拿着他的文书到赢州用茶叶箱子运载武器。不过十天，库里的武器又齐全了，而军队中谁也不知道这件事。

事后，有关部门弹劾李允则不救火。宋真宗说：“李允则必然有话说，先问问他看。”李允则回答说：“兵器库防火措施十分严密。这里刚刚举行酒宴，那里就起了火，必定是内奸干的。如果离开宴会而去救火，中了他的调虎高山之计，恐怕要发生意想不到的祸事。”

上例说明一个道理，即面对突发性的意外事件，应保持冷静，不乱方寸，进而随机应变，转危为安。反之，手忙脚乱，惊慌失措，胡乱动作，就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十分明显，如李允则听说失火后，和大家一起去匆忙灭火，那么，后果一定是很糟糕的。而他并没有这样做，遇变不惊，临危不乱，则掌握了事态发展的主动权。

每临大事有静气，遇变不惊，最重要的功用在于，在突发性事件面前，拿出最及时最正确的决策。因为正确的决策来源于正确的思考，而正确的思考必须以冷静的心境为前提。就是说，没有遇变不惊的本事，就没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要想使自己在变幻莫测的外界环境前，尽可能决策正确，就必须养成每临大事有静气的行为方式。

《三国演义》里曹操献刀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汉灵帝死后，董卓乘机专断朝政，私自废黜少帝，立陈留王为献帝，引起满朝文武的愤恨。曹操想方设法得到了董卓的宠信，想乘机刺杀董卓。

书中写道：“次日，曹操佩着宝刀来至相府，问：‘丞相安在?’从人云：‘在小阁中。’操直入，见董卓坐于**，吕布侍立于侧。卓曰：‘孟德来何迟?’操曰：‘马行迟耳。’卓顾谓布曰：‘吾有西凉进来好马，奉先可亲拣一匹赐予孟德。’布领令而出。曹暗忖思：

“此贼该死！“欲拔刀刺之，惧卓力大，未敢轻动。卓胖大不耐久坐，遂侧身而卧，转而向内。操又曰：‘此贼当休矣!’急掣宝刀在手，恰待要刺，不思董卓仰面看衣镜中，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急蹦问：‘孟德何为?’时吕布已骑马至阁外。操惶惧，持刀跪下曰：‘操有宝刀一口，献与恩相。’卓接视之，见其刀长尺余，七宝嵌饰，极其锋利，果宝刀也；遂递与吕布收了。操解鞘付布。卓引操出阁看马，操谢曰：‘愿借试一骑。’卓就教与鞍辔。操牵马出相府，加鞭望东南而去。”

曹操拔刀欲刺董卓，而被身肥力大的董卓突然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惊险的场面。在这一“大事”面前，曹操基本上保持了镇静的心绪。虽然小说说他“惶惧”，但那是一般人都具有的不自觉的心理，总的看，他保持了“静气”。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能从容地由“刺杀”改为“献刀”，否则，在那千钧一发的刹那间，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合情合理无懈可击的答案呢?

宋代文学家苏洵曾说“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这也说明遇变应不惊，临危应不乱，要善于自制，控制自己的感情行动，做出正确的判断。在遇变和临危之时，动不动就鲁莽行事，动不动就发怒或不知所措的人是无事不败的，从政尤其如此！

在人的一生中，大多数时候是按部就班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太大的变故，可是遇到危险、紧急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危急情况发生时，因为人们大多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往往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吃惊、恐慌。要处理这种情况，首先要沉着、镇定、果敢、自信，不为危难所吓倒，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样才能使他人不因你的紧张而更加恐慌和慌乱。其次我们应该看到危难已经临头，势态紧急，只有沉着还不够，忍耐住、控制住自己的吃惊仅仅是第一步，紧接下来是善于顺势而行，引导着事态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凡事以忍让为怀

曾国藩语录：邻里乡亲，万不可造成仇隙，凡事必以忍让为怀！

怎样与乡亲邻里相处，对于治家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与乡亲邻里关系处理得好，则可以使家庭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还可以在有困难的时候得到帮助，而处理得不好，则有可能造成仇隙，制造一些事端，这样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那么，曾国藩是怎样来处理这些矛盾的呢？在这方面他奉行的原则就是：让他三尺又何妨！

这个话含有一个典故，据《桐城县志》记载，康熙时期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老家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家人飞书京城，让张英打招呼“摆平”吴家。而张英回馈给老家人的是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书，主动在争执线上退让了三尺，下垒建墙，而邻居吴氏也深受感动，退地三尺，建宅置院，闻名中外的六尺之巷也就因此而成。

咸丰初年，曾国藩父与几个兄弟还未分居的时候，家中为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几至要打官司到湘乡县府。曾国满在家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在京师做官的兄长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后，联想起古人的这首诗便写了一封长信，并将这首诗附上。曾家父子兄弟读过曾国藩的信和此诗后，胸襟豁然开朗。“让他三尺又何妨”!用这一思想，将地退缩了三尺。

据说，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其邻居不仅未与曾家争执，见自家的地很方便曾家，也秉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见解，转让给了曾家扩建黄金堂新宅。

这件趣事代代相传，简直成了曾族的“传家宝”。1988年，曾国藩的后人，年过“古稀”的曾德培老人还在台湾著文说，记得1939年我走上抗战前线时，慈祥和蔼的妈妈坐在美孚煤油灯下，拿着我的双手说了曾国藩“让他几尺又何妨”这首七绝诗。现在虽然已时隔半个世纪，我还不忘当年慈母赐儿的曾国藩教弟的这首诗。终身受用，乐趣无穷。

曾国藩家风传乡里，人们至今还在传颂，而他的父亲及诸弟却依仗权势，干预地方官事。尽管曾国藩家教极严，其弟则违教者多、听从者少，尤其是其四弟曾国潢（字澄侯），在乡最为跋扈，颇为人们所怨恨。

就说同治年间，湖南哥老会起，特别是湘乡地方，原来参加湘军的人多，遣散返乡后，参与哥老会的甚多。曾国潢在乡，不仅剿杀哥老会卖力，而且地方有什么“憎恶”的人，他就捆送县府，请求杀掉。凡是他有所请，县府不敢不服从。有时捆送五六十人，也很难有几个生还的。当时的湘乡县令熊某，是个佛教徒，秉性慈善，接到曾国潢的请求，不答应攒不过他的权势，答应了又良心折磨太甚。所以每接到要他杀人的手令，总要躺着哭几天。友人间他哭什么，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有一年，湘乡县城新建一个码头，按惯例是杀猪宰羊，用“三牲”来祭祀，后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杀了十六个人举祭。

曾国潢在乡间为人所恨，曾国藩是略有所知的。他常在家信中告诚诸弟：“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作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在倡导“八字”家风中，对其弟特别强调“宝”字，即“人待人为无价之宝也”，居乡勿作恶事。1857年曾国藩奔父丧在籍，听得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为人所怨，想要惩教其弟。一天，趁弟弟在**睡午觉，曾国藩计上心来，向夫人要了一个锥子，猛刺其弟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褥。曾国横对哥哥的这一举动，高声直呼：“残暴!残暴!痛死我了!”曾国藩又问：“吾只用锥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耶?”

经过曾国藩这一训诫，其弟不仅居乡杀人有所收敛，待百姓的态度亦有所好转。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作为邻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关系处理不好则会虽然日常也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但只要我们抱着“让他三尺又何妨”来处理这矛盾与问题，定会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关系处理好了，则会自己心里舒畅，大家愉快，再说天底下谁没有个急事，这样也好请人家帮忙。方便别人也就是在方便自己！

做事必败的四种人

曾国藩语录：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译文：做高官的人，昏庸懒惰，任下而为者必然失败，刚愎自用，骄傲凶狠，胆大妄为者必然失败，贪得无厌、没有顾忌者必然失败，三心二意、对手下玩弄权术必然失败。

居官为宦的人，许多人走向失败，有的原因很清楚，也有不清不白稀里糊涂被免职罢官的。居官而败的“软原因”不外乎与上司、同僚关系处理得如何、是否与时代合拍等，但“硬原因”却有惊人的相似。曾国藩在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时，归纳出了居官司而败的四者：

唐玄宗李隆基，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集明君和昏君于一身的皇帝。在他执政的前期，励精图治、任人唯贤，重用姚崇、宋璟、张说、韩休、张九龄等人，把贞观以来的大好形势，推进到了开元盛世。然遗憾的是，唐玄宗未能做到善始善终。在他执政的后期，纵欲无度，生活奢摩，昏惰任下，造成了天宝危机。公元736年，唐玄宗因废太子事，听信了李林甫的谗言，罢免了张九龄的宰相之职，改任李林甫为宰相。李林甫口密腹剑，给党营私，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在位十九年，政治败坏、天下大乱。李林甫死后，外戚杨国忠继任宰相，使政局更加昏暗。唐玄宗除了任人唯亲外，还重用宦官。玄宗后期，宦官增至3000多人，五品以上者就有1000余人。按唐旧制，宦官品级不得超过三品，而宦官杨思勖的品级竟从一品，一直封为国公。更有甚者，开元末年，四方奏表都有高力士阅示、处理。像宇文融、李林甫、

安禄山这样的误国之臣，都是走了高力士的后门才取得将相之高位的。唐玄宗的用人不当，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矛盾，终于造成了天宝危机，暴发了“安史之乱”，使强盛的唐王朝由此而走向了衰败。历史的经验说明，为人主者要敏于观察，知人善任，在用人上，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是国家兴亡、事业兴亡的关键。历史上，亡国之君，败事之臣，其祸都源于昏惰任下。

其二为“傲狠妄为者败”。曾国藩常说，“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人因骄傲而妄为，而奢、而**、而佚，而无恶不作。人欲求成立，就必须除掉骄傲的恶习，“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且不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陷入四面楚歌之境地；明思宗朱由检，在历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勤政的皇帝。他即位之后，改革旧弊，诛杀阉党，大有励精图治之志，然遗憾的是，思宗本人刚愎自用，自作聪明，在内忧外患俱存的危急之秋频罢宰相，“用匪其人”，遇事急于求成，误杀、乱杀了诸多朝臣。例如：思宗希望增强辽东一带的防守，在群臣的推荐下，他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袁崇焕赴任时，他还赐酒慰劳。后来，皇太极亲带大军绕过袁崇焕的防区人塞劫掠。因袁崇焕以前曾与清议和，有人诬陷他引诱清兵来逼迫议和，将要缔结城下之盟，思宗便将袁崇焕逮捕入狱，第二年处死。如此等等，使本来就缺乏人才的明朝更加无人可用，思宗又重蹈前帝的覆辙，起用宦官，终于导致了明朝灭亡，思宗吊死煤山的残局。明思宗既不知人，又不自知，因而造成了事与愿违的恶果。

其四为“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曾经指出，用人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推诚相见，不玩弄权术。《旧唐书》云：“去邪勿疑，任贤勿二，可以兴矣。”去除邪恶之徒不要犹豫不决，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切忌三心二意，这样任何事情都能兴旺昌盛。明太祖朱元璋在乎乱之时对徐达信之任之，从来不对其进行任何节制，朱元璋对徐达说：“将军的智谋勇敢超群绝伦，因此才能遏制贼人，削平群雄。逢事一定禀报，这是将军的忠诚，我对此十分赞赏。但是，将在外，君主不便指挥。将不视军中情况缓急便宜行事。我不加以约束。”即使徐达订了败仗，损失残重，也未遭受过朱元璋一句指责。正是由于朱元璋的高度信任和宽容博厚，才使得徐达有了拔取两座都城、三个省会、百余个郡邑的战功，为明朝的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任用人才时候，要给与充分的信任，不能存在任何猜疑之必。身为人主，切不可多疑善忌，用人不专，朝令夕改，反复多诈，否则将自引其咎。当年的“赤壁大战”，曹操就是由于对水军统领蔡瑁、张允缺乏信任才中了孙刘的“反间计”，从而使其水师失掉了水上优势，导致了赤壁之战的惨败。“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史实证明，上以推诚待下，下必谒诚而效命，只有上下一心，上下同德，才能成就大业，兴旺百事。

历来仕途多变幻。曾国藩置身官场的漩涡之小。且能洁身自好，常保盈泰，除了他自身聪敏，善于处变而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他在总结居官四败的基础上又从“责任、道德、才具、态度”四方面，提出了为官的要求，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己践行，没有一刻放松对自己的戒惕和监督，因而才得以在宦海的风浪中稳步前进，步入辉煌。

做一个成大事的人，要善于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曾国藩所说的失败原则，指出了仕途中所引以为戒的主要方面，对现今当领导之人，有极大的借鉴意义，。韩国的大宇汽车集团，后期领导层决策昏暗不明，盲目贪图企业规模，致使自身不断膨胀，终于无法控制，陷于破产解体的窘迫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