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七三国演义是一部百科全书（第2页）

《三国演义》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黄人在《小说小话》里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鸟合，毫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玉帐唯一之秘本。”

这说明，“政治家”“军事家”读了《三国演义》，会获得政治与军事斗争经验的启示。而“桃园结义”的形式在群众中也有很大影响，因此人民往往仿效小说中的“结义”方式组成各种秘密组织进行反抗斗争。许许多多人们习用的俗语比喻，如“大意失荆州”，“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等，也出自三国的典故用语。

总的来说，《三国演义》的社会历史影响是深远的，三百六十行，都可以从中体会借鉴，各取所需。而且，从文学发展角度讲，在它之后，受其影响产生了一大批历史演义小说。舞台上的三国剧目，至今深受群众的喜爱。

【毛泽东评点】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摘自林克的《忆毛主席学英雄》，见曲一日主编的《毛泽东评说中国文学》第35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

——摘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见《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上的吴用，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

三国时代，曹操率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

——摘自毛泽东1953年6月30日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0页）。

【鉴赏】

《三国演义》以善于描写战争为其特色，就其成功的高度而言，它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有人称它为军事文学，当名副其实。它描写战争并不停留在力的较量上，更突出地表现其智的决胜。其描写的许多战例，虚实结合，进攻防御，以少胜多，应战应合，应擒应纵，这种种的战略和战术，都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比比皆是。1930年10月始，蒋介石调集军队十多万人，在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指挥下，发动第一次“围剿”，他们进攻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这时约有军队四万多人）。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决定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先是退却，寻找战机，等敌军疲惫后，在运动中加以歼灭。结果，在12月30日，国民党“围剿”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和两个旅进入到龙冈地区的狭窄山路时，突然遭到预先设伏的红军猛烈袭击。经过一天激战，红军全歼敌人近一万人，活捉了张辉瓒，又乘胜东击，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一半。至此，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被彻底打破了。二、三、四次反“围剿”，也都是由于毛泽东的正确指挥和灵活的战术，完全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

《三国演义》虽然是依照《三国志》而成，但它叙事的历史顺序却不像《三国志》那样的体例，而是大体依照了朱熹的《通鉴纲目》，这说明，《三国演义》褒贬抑扬的态度（“拥刘反曹”）显然也和《通鉴纲目》是一致的。

陈寿作《三国志》时，因为西晋王朝承认了“魏晋禅让”的合法性，他也不敢不对曹操客气一些。但书名叫做《三国志》，各成体系，说明他没有把曹魏看成正传，态度是比较客观的。到东晋偏安江左以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改蜀汉为正统，但这部书并末发生多大作用，亦未影响后来的《三国演义》。真正影响《三国演义》的，是朱熹的《通鉴纲目》。朱熹袭用了“春秋笔法”，发展了习凿齿的主张，例如把“魏文帝黄初三年”改为“汉照烈皇帝章武元年”，并在这一年大书一条“夏四月，汉中王即皇帝位”。朱熹这么做的良苦用心主要是警告那些争夺政权的学，当名副其实。它描写战争并不停留在力的较量上，更突出地表现其智的决胜。其描写的许多战例，虚实结合，进攻防御，以少胜多，应战应合，应擒应纵，这种种的战略和战术，都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比比皆是。1930年10月始，蒋介石调集军队十多万人，在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指挥下，发动第一次“围剿”，他们进攻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这时约有军队四万多人）。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决定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先是退却，寻找战机，等敌军疲惫后，在运动中加以歼灭。结果，在12月30日，国民党“围剿”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和两个旅进入到龙冈地区的狭窄山路时，突然遭到预先设伏的红军猛烈袭击。经过一天激战，红军全歼敌人近一万人，活捉了张辉瓒，又乘胜东击，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一半。至此，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被彻底打破了。二、三、四次反“围剿”，也都是由于毛泽东的正确指挥和灵活的战术，完全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

《三国演义》虽然是依照《三国志》而成，但它叙事的历史顺序却不像《三国志》那样的体例，而是大体依照了朱熹的《通鉴纲目》，这说明，《三国演义》褒贬抑扬的态度（“拥刘反曹”）显然也和《通鉴纲目》是一致的。

陈寿作《三国志》时，因为西晋王朝承认了“魏晋禅让”的合法性，他也不敢不对曹操客气一些。但书名叫做《三国志》，各成体系，说明他没有把曹魏看成正传，态度是比较客观的。到东晋偏安江左以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改蜀汉为正统，但这部书并末发生多大作用，亦未影响后来的《三国演义》。真正影响《三国演义》的，是朱熹的《通鉴纲目》。朱熹袭用了“春秋笔法”，发展了习凿齿的主张，例如把“魏文帝黄初三年”改为“汉照烈皇帝章武元年”，并在这一年大书一条“夏四月，汉中王即皇帝位”。朱熹这么做的良苦用心主要是警告那些争夺政权的政敌。从朱熹所处的南宋时代来看，南宋偏安一隅，北有女真、蒙古等异族的进逼，这和刘备集团偏安于西蜀，北有曹操的威胁，情形是极为相似的。到了《三国演义》成书的明代，虽然朱元璋建立了汉民族政权，但北方边境经常遭到蒙古等少数民族的骚扰，《三国演义》的作者以蜀汉为正统，以刘备代表汉族政权，而把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比作曹操，这种“拥刘而反曹”的倾向，则是不难理解的。

至于毛泽东所说的“司马迁的传统”，则是指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时，是以“稽其成败兴亡之理”为原则，在对待历史重大问题上，他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封建伦理下，果敢地为秦末农民大起义领袖陈胜、吴广作传，立为世家，以表示他们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不因项羽失败而降低其曾号令天下的地位，尽管他没有做过皇帝，但依然将其列入本纪，这都体现了一位正直史学家的胆和识。而朱熹的传统，显然带有过多的主观色彩。《三国演义》中对于曹操的奸，作了过分的片面性夸张。其实，曹操成为奸臣那是宋代以后的事。对此，历代都有人为其鸣不平。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三位大师郭沫若、剪伯赞、范文澜写文章为曹操翻案，要替曹操摘掉奸臣的帽子。从毛泽东的词“往事越千年，魏武（指曹操——笔者按）挥鞭”来看，毛泽东对曹操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基本上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有趣的是，毛泽东不仅看陈寿的《三国志》、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些原著，就连《三国演义》的连环画册，他看起来也是津津有味，爱不释手。三年困难时期，他的案头上就常常放有这么一套《三国演义》小人书。卫士尹荆山觉得很有趣，就说：

“主席，您还迷小人书啊！”毛泽东却说道：“小人书不简单啊，言简意赅。就那么几句话，多少大事多少人物就交代出来了，道理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