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六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第2页）

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摘自毛泽东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11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蛮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

——摘自毛泽东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人士的谈话，见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上册第45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官僚主义很厉害。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专制。这个猴王虽经历了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去了一样被人家抓去，后来他又跳了出来，大闹一番，玉皇大帝是很专制的，……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就是人民。

——摘自毛泽东1957年5月12日会见外宾的谈话，见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上册第450—45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孙行者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金箍咒，就剩了一半了。猪八戒一辈子都是自由的，有点修正主义，动不动就想退党，不过那个党不是一个大党，是第二国际，应该退党。唐僧是伯恩斯坦。

——摘自毛泽东1958年4月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上册第46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自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引自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见《毛主席诗词》第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当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引自毛泽东读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的批语。

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比如唐僧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回来，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取经回来后就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唐僧不是第一个留学生也是第二个留学生。讲他们的个性也是典型。唐僧、孙猴子、猪八戒、沙僧，他们的个性各个不同，他们那个集团的党性，就是信佛教。

——摘自毛泽东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西游记》上许多故事都讲到，开始时不知道是什么精在作怪，是蝎子精，还是蜘蛛精，还是从太上老君那里跑掉的一匹青年，就是搞不清楚。只看现像，就搞不清本质；搞不清本质，就无法降妖捉怪。比如那条青牛，多厉害呀！（你们回去可请秘书找那个故事来看看）请来如来佛，他都没办法，他说他也不清楚，不是他那里的。玉皇大帝也没有办法。后来说到三十三重天的兜率宫那里去问问吧。太上老君住在这三十三重天上，不问政治，不参加玉皇大帝的国家组织，不做官，只炼丹，研究自然科学。结果是他的烧火娃娃青牛精偷跑下凡来作怪。查到这个原因，才整住他，请太上老君自己下来，把青牛收回去。这是讲《西游记》，单看现像是不能解决问题，要抓问题的本质。

——摘自毛泽东1959年9月15日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鉴赏】

能把一只猴子写得活灵活现，并且使之成为中国艺术史上恒久不衰的典型形像者，非天才异禀之人莫属。这是毛泽东对吴承恩的称赞之词。他认为吴承恩是艺术天才。

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便把《西游记》说成是他从小就喜爱的一部小说。《西游记》中那些动人的故事，个性鲜明的人物形像，给予他终生的艺术享受，即使在晚年，他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

毛泽东的书屋里有一部木刻本的《西游记》，第28回是“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写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唐僧谴责他滥杀好人，写了一纸贬书，断了师徒关系。孙悟空悲悲切切回到花果山，得知猎户们对花果山滥施烧杀抢掠，危害到他的同伙，便把千余来犯者杀得人仰马翻，不禁鼓掌大笑：“快活！

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毛泽东读后在这段话旁边批道：唐僧的说教乃“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就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所谓“乡愿”人格模式，即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事哲学，这确实是对唐僧性格的独到之见。毛泽东反对“乡愿”哲学，就是因为它不仅不能鼓舞人们去战斗，而且常常使妖魔鬼域都成灾，为虎作伥，鼓舞那些作恶不轨之徒。与此相反，孙悟空对魔鬼主动出击，除恶求善。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他的勇敢战斗，才使师徒四人在充满艰难险阻的西天取经之路上不断前行，一步步接近目的。孙悟空打死化作人形的白骨精，为唐僧西天取经除了恶，这便是最大的善事，唐僧不理解这个道理，也不理解孙悟空。他们二人为善的宗旨是一致的，但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同。作者一方面让孙悟空以自己的行动向唐僧佛门的善恶观挑战，一方面又让唐僧用“紧箍咒”对孙悟空的行为严加管束。

结果是唐僧以善求善，阻力重重，寸步难行，不仅不能劝人为善，反而三番五次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见唐僧的训诫和主张在实践中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这是毛泽东称道孙悟空的重要原因。要作现代革命者，就必须树立牢固的斗争观念，反叛“乡愿”哲学。在毛泽东看来，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破就是立。毛泽东反感传统观念中的那些和谐、不争、守成、世故的内容，他在孙悟空身上看到了对这些观念的挑战和突破，提出了行善除恶一体论。这也看出毛泽东对善恶问题的本质的一贯看法。

“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话，他说过多次。他还认为：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足，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有意思的是《西游记》中正好提供了理想世界中善恶并存的一个细节。师徒四人好不容易来到尽善尽美、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土，却意外地遇到佛祖手下的两个大弟子索要“人事”而故意刁难他们。善恶并存的永恒性必然推导出斗争的永恒性，革命的永恒性。从善恶观上也可看出毛泽东崇尚斗争的一个心理侧面。

毛泽东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任何文艺作品（包括神话作品）都是现实生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只是神话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采取了特殊的形式。他在《矛盾论》中说：

“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像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因此，神话和现实生活仍然具有同一性。《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物，他的构思和创作动机会受到他所直接碰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矛盾的影响。

《西游记》虽以神话艺术浪漫手法加工而成，实与世态人情有关。吴承恩生活在明代最腐败的嘉靖、万历年间，昏君当道，胡作非为，民穷财尽，外患频繁，因此他的笔下，幻想理想都与现实生活有关。天上世界诸神的统治机构，其等级森严权威无上，也是人间帝王封建统治的幻化：其他地下阎罗、四海龙王以至西行路上诸国王，多荒**无道，昏聩无能，也可说是明朝昏庸统治的反映。

1956年《西南文艺》刊登了一篇题为《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的文章，认为吴承恩“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世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像，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能力。”毛泽东读后在这段话下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还划了两道，表明他是重视这个分析的。

著名作家张天翼在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题为《〈西游记〉札记》的长篇论文。张天翼认为：在《西游记》这样的古代神魔故事中，不论作者自己有没有意识到，总会或多或少，或隐或显，或深或浅，或正确或歪曲地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唐僧取经的故事中，一边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神，上至天界，下至地府，君临万物，主宰一切；一边是受诸神统治的魔，他们偏偏要从统治势力的压迫下挣扎出来，站立起来，甚至要造反，天兵天将去收伏他们，魔头们便拼死反抗。神是正，魔是邪，而邪不敌正。这就使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当时封建社会的主要阶级关系和矛盾，在这里多少是给反映出来了，而且，在取经故事的演变过程中，越发展这一点反映得越明显。“到了《西游记》，我们甚至于要猜想作者是多少有意识地来表现这一点了。”在《西游记》中，孙悟空是魔头的代表，他大闹天宫，败下阵来之后，为什么归顺上界，而修成正果了呢？张天翼解释说，刚开始的时候，究竟要闹出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孙悟空也糊里糊涂不很了然，直到如来佛问起他，他才想到玉帝的尊位，说出“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可见，孙悟空在前七回大闹天宫，其志向不过是想得到玉帝的尊位。这说明孙悟空即便成功，也不过是把玉皇大帝改了姓孙，就像刘邦、朱元璋那样借农民起义而爬上龙位一样。但孙悟空在前七回复仇不成，作者吴承恩便只为他安排了两个选择，或者像历代农民起义英雄黄巢、方腊那样被镇压，或者像《水浒传》中宋江那样接受招安，《西游记》写孙悟空走了后一条路。张天翼的这篇文章，这一观点，在建国后到“文革”前的《西游记》研究领域是很有代表性的，即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神话世界同现实社会的同构关系。正好《西游记》又描写了神魔之间、叛逆与收伏之间的斗争，人们就十分自然地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阶级斗争观点来比附。张天翼的论述恰恰吻合了毛泽东关于神话传说的一贯看法，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他从张天翼的观点引伸出这样的结论：不读后七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