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十七伯夷颂中伯夷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第1页）

十七、《伯夷颂》中伯夷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毛泽东在写《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时，信手拈来《伯夷颂》，认为韩愈歌颂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简介】

伯夷颂

韩愈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至若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

昭乎，日月不足为明；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当殷之亡，周之兴，微予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非尝闻有非之一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仍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仍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

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仍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近于后进矣。

【毛泽东评点】

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我们应当写闻—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摘自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5—1496页）。

【鉴赏】

关于伯夷的情况，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作了一些介绍：“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于首阳山。”

对于伯夷，历来看法不一，有人誉之，有人否之，未有定论。孔子认为伯夷是圣贤，“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史记·伯夷列传》）。毛泽东说伯夷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关于伯夷其人，据陈迩冬分析，他不食周粟而宁愿饿死，并非是忠于纣王，而是对武王的一种反抗。当初，武王伐纣时，伯夷就曾阻止，并提出“父死不葬，爰于干戈，或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的质问，但武王不听。伯夷认为武王是一个不仁不孝的人。只是姬周氏族乘殷族用兵平徐夷时，朝歌（殷的别都）虚空，东进夺取了政权。又在大会诸侯时，防风氏因后到，就被杀了，可见其霸道了。再有，《尚书·酒诰》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周贵族康叔教训他的本族臣民，在什么场合下可以喝酒，在什么场合下不能喝酒，限制很严，违背了“酒诰”就要杀头。至于那些降顺了的殷商臣民，则是例外。让他们聚饮胡喝，让他们更加腐烂衰朽，这对周的统治、周朝的强大是有利的。胜利了的姬周统治者又是何等的阴毒啊！武王的伐讨是“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决不是为了“解放”殷族人民。由一个暴君替代了另一个暴君，如何会再出现神农、虞夏的太平盛世呢？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只有用死以示反抗。可见伯夷不是什么“个人主义者”，那时更谈不上“民主”，毛泽东只是信手拈来，用以讽今。伯夷不过笃于“仁”、“孝”，韩愈要颂伯夷的就是这一点。

再者，韩愈倡导“圣人之道”，是要维护唐王朝的统治，他借《伯夷颂》来反对一切军事上、政治上动摇唐王朝的做法，也是写此文的目的之一。在安史之乱以后，反对藩镇割据，巩固中央集权，这是韩愈的主张。

毛泽东熟读韩文，对这篇《伯夷颂》想必是很熟悉的，所以在写《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时，信手拈来，认为韩愈歌颂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而应当歌颂闻一多、朱自清这样表现民族气节的英雄气概的人，毛泽东在文章中号召人们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外部势力的封锁、重压，要有坚定的信念，要有无畏的精神。他说：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然，伯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有气节的人，只是他为之守节的理想、主义是错的，是不值得为之守的，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既说“颂错了”，但又在这篇文章里提起他的原因。